
文|小宋
编辑|李梓新
卢师傅的车寻着Newton社区梧桐树茂密的路径处驶去。在这波士顿古老和昂贵的地段里,这条小路右侧,石狮、绣球花和绿植围成的栅栏后面,是Luke姑姑。今天是Luke中10年入学的日子,公司派我和卢师傅来送他去学校。
正值盛夏,Luke和表弟在前院着篮球。姑姑边呼唤着让孩子们快去洗把脸,边从会客厅徐徐走出。她袭丝绸白衣,颈上挂着透绿的翡翠圆环,穿着马仕的凉拖鞋。皮质的鞋底在大理石地板上哒哒作响。姑姑微笑着向我道谢,说自己公司事儿太多,实在抽不开身。我陪着笑说,没关系,这都是做顾问的份内工作。
目光穿透她南北通透的大落地窗,我看到了后院的假山凉亭。上次在院里见到这闲情雅致,还是在七年前。准备去美国读大学前的某个夜晚,朋友邀请我去里小坐;她的后院也有这样的假山流水;那也是我次见到别墅长什么样子。就在我出之际,Luke已经背着书包跳上了余师傅的保姆车。我见状,准备跨进门拿他的行李,姑姑脸上的微笑消失了秒,眼疾手快将行李从玄关处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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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ke是我入职波士顿某留学中介公司后接到的个学生。他来自某沿海线城市,因为中考没能录取区,准备出国读中。或者按照他里的说法,是Luke妈妈想让他早点出国,与考试关。究竟是为了逃避失利的中考,还是追求开放的教育?谁也说不清,我也不敢问,二者也不矛盾。但是初中毕业出国是比较麻烦的:美国是四年制的中,刚初三毕业的Luke需要出国读十年,这严格意义上是插班生,而且他是在6月申请申请当年9月入学,时间紧迫,插班席位也少。 当然,刚入职的我,并不知道有这么多的讲究,只是勤勤恳恳地完成老板布置的任务。
我的头衔是“立教育顾问”,这在美国是个正二八经的职位。许多人是“持证上岗”,并且要向“IECA”––立教育顾问联盟缴费。但在我司,除了老板和经理,其余的我们甚至没有经过正规地培训。员工都是刚从精英美国大学毕业的学士或者硕士;有美国中或者学校经历的被分在了中申请组,其余在大学组。我在中组,但我从未经历过学校或者美国的中学教育。
我来自四川南部的个小城市。十多年前,父母为了让我接受好的教育,把我送去了成都某寄宿中学。那时候从三线城市到线城市读书,要的不仅是够硬的成绩,还要够硬的脸皮。进”蜀“赶考时,我和几个小伙伴颠簸在十来个小时的绿皮火车上,边嗦着康师傅红牛肉面,边背着古诗词,幻想能够到寄宿学校当室友。那样的幻想熄灭在了我考试时候手心出的汗,消失在了公布成绩的那天。我们全落榜了。那晚我在书房里用后脑勺次次的轻撞被空调吹得冰凉的墙,听着父亲在客厅里次又次地拨同个”用户正忙“的号码,看着母亲站在房门口,只手紧握着拖把、只手攥着门框。终于,夜了,电话通了。父亲陪笑着,连连说着“好,诶,好”。
关系通融好了,我有学上了。晚上我躲在被窝里面哭,觉得丢脸,恨自己没有好好学奥数,恨自己需要父母求来学习的机会,恨自己给里增添了负担。中毕业数年之后我才知晓,那所寄宿中学录取的半学生,来自于它的附属小学;我的很多同学,也是交钱或者找关系进的学校。在父母眼里,他们竭尽全力让我跟上大城市孩子的起跑线。而对于年幼的我,正因为离起跑线差的远,所以成年人眼中的机会,在我这里成了个耻辱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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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留学行业,人们不看你从哪儿来。老板告诉我,虽然我没有美国初中的背景,也不是来自于北上广这样的大城市,但她欣赏我毕业于美国前十的大学,并且英语几乎没有口音。我的老板是代移民。在她的眼里、她客户的眼里,有张等学府的毕业证,就等于开了张能力和可信度的公正书;有口流利的英语,就是优秀、有文化的象征。而真正有关留学的—教育的意义、人格发展的重要、个人价值等复杂的问题—只塞在精英主义的铂金包底。
在次和Luke母亲开视讯会议的时候,老板介绍我为“芝大的才女、作”。我只在芝加哥读了个年的硕士,多年前中文出版过个小文集;前者不能让我成为二个刘亦婷,后者也不能让我成为二个蒋舟。但长不会究;知道我是好学校毕业的人就够了。小孩子们反倒是清醒的。曾有个学生问我,“如果终目的地是个留学中介里狭窄的工作间,那么你读精英大学的意义是什么?” 我没有回答她。面,论是人生的意义还是精致的厌世主义,我都希望她能够自我发觉;另面,我或许也没能搞明白,当初考名校的自己,除了证明我可以,还有什么别的目标。
Luke妈妈并没有展现出对校的倾佩,反倒是很满意我“才女”的身份。因为申请美国的中需要填写很多材料—除了语言考试(托福),学生需要写简历、申请文书,长也需要写长文书—这些都需要我的”才华“,把个平平凡凡的初三小孩,包装成个博古通今梦想远大的年轻人;把个炒房暴富的庭,包装成个符西社会期待的东精英族。
开会的时候是美国东部的早晨9点,的夜里9点。里,Luke妈妈正坐在里的阳台上吹海风,我的老板正在速路上开着车,我在办公室里。Luke虽然没有开摄像头,但人是在的。他未静音的话筒里总传来的音。老板叮嘱我好好做会议笔记,并且分享屏幕,便所有人看到我们认真工作的态度。
从父母的中,到资产情况,从学生护照属地,到初中教处的联系电话,老板边盘问、Luke妈妈边查、我边字做记录。忽然,老板说:
“你做笔记要详细点,” 她指着,“不要写‘托福85,法申请top 50’,要写‘Luke试过了两次,但是托福还没到90分,因此不能申请排名前五十的学校’。” 言下之意,学生自己不争气,中介不担责任。
我微笑着说自己会调整的。
“不,你现在立刻就弄,” 她的声音锐,语速飞快,毫不客气。
我请客清嗓子,感到后勃颈有些热,迅速按照老板的规矩重新写了遍。可是很快,我们的会议就偏了题:“字体太小了,调整下“,”这个地换行“,”你不要这样写,要这样“。她越说越带劲,话语就像她驾驶着的那辆红宝马,飞速碾过水坑,当着满条街的人,溅了我身。我在边涨红了脸,按照她的要求,占用着客户的时间,将我写下的文字调整成了老板想要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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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记得老板教做笔记的时候我有多窘迫。像是装了满满购物车的东西结账却发现信用卡都没了额度。或许是因为初入社会还没习惯被老板教,又或许是刚被加冠”才女“就立刻被脸。但也可能就是种挫败感——在所谓精英学府研究文学的自己,却在中介工作,而且连个笔记都做不好。工作没有低贵贱,这是从小我父母教给我的。可是当他们辛辛苦苦把我送到成都,又送到美国之后,对我也就有了不样的期待。研究生的后个学期,我同时拿到了两份工作的终轮面试:留学中介公司和纽约客杂志(The New Yorker)。
我与纽约客的三个部门负责人在视讯会议上,从狄金森聊到策兰,从叙述理论聊到小说为什么需要被核查事实(Fact Check)。谈笑风生间,我几乎已经看到自己每天背着帆布袋,端着冰美式,挤早班地铁去纽约中城上班的职业女编辑样子。
“在正式录用之前,” 主面试官笑着说,“我们希望跟你玩个冷知识挑战(Trivia),来看看咱们的气场是否符。” 见我情紧张,其中个英国口音的女士说到,“别担心,这不是面试的部分。”
个问题是美国国会有多少人。我脑子片空白,下意识开始在网上搜索。
“请不要场外求助,” 位穿着针织衫着带的男士严肃的说。
“350个”
“错。“ 他们的笑容逐渐消失。
“选举人团共有多少票?”
我不敢说话,也不敢看向镜头。
“那,美国法院有几个大法官?”
我瞄了眼屏幕,英国女士面表情,针织衫男士皱起的眉头比他卷卷的棕发还要难以熨抻。两人望向我的眼,像是对失望的父母。
“9个!” 我使出全身力气说到,祈祷这个回答能够松弛下我们之间尴尬的氛围。
“对的。” 他们的欣喜中带些宽慰。可是伴随着个解脱意味的叹息,他们和我,都泄了气。
我不记得他们问了我多少个问题,也不记得我回答了多少,我就记得自己的脸像是发了,视线也逐渐模糊。我或许了解文学,却不了解美国崇左万能胶生产厂家,就像我带着名校毕业的光环,却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就像上初中的年,英语老师让我们用英文自我介绍,我用个假期看美剧恶补来的词汇想要证明自己,却遇上了老师和同学疑惑的目光。
小升初的假期,我迷上了迪士尼剧 双面孟汉娜(Hannah Montana)。这剧讲的是个女孩生活在两个世界的故事—戴上假发就是流行音乐天后,脱下假发就是普通而稍显尴尬的中学生。当时我借用的那句台词是 “it's not in there; it's out here” 字幕组翻译的是:活在想象里。我或许曾想告诉别人我是个充满想象的人—A person full of imagination, an imaginative person,可是念起了自己都听不懂的台词,却变成了 a delusional personal—充满妄想的人。和纽约客的终面结束后,我连封美国特的礼貌拒也没有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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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什么东西是在小孩子的眼里很丢脸,在大人的眼里很长脸的?关系。有什么事普通庭做就是吃相不好,而上层阶做就是拓展人脉?托关系,找关系。如果说美国大学是在通过成绩和课外活动来筛选社会精英,那么中就是在多面考察和筛选精英庭,或者说,肯花钱的庭。Luke妈妈的阶段申请费为十五万人民币,而我们总的服务周期不过三个月。没有门路的花钱是铺张浪费,有关系、点对了人,才叫做投资教育。
会议结束后,老板告诉我虽然Luke是个三学生—优异成绩、留学基础、庭背景—但每年能拿出至少十万美金(70w人民币)的学费和捐款。这样的庭好搞定;既没有要求,也法辨好坏,只要我们好好找找招生办的关系,几周就能让这个孩子有学上。我的老板从自己的孩子上初中的时候起,就开始频繁进出美国私立学校的招生办。论是感恩圣诞这样的洋节,还是新春端午这样的传统节日,她,就像曾经我的父母,总是给相关的老师送去巧克力、购物卡、祝福贺卡。
自从我父母托了关系把我塞进了那所寄宿中学后,逢年过节,也总是会从老给我的班主任兼语文老师送东西。几箱苹果,几箱香橙,水果送多了烂在箱子里了,他们就送老的特牛肉。我初二的时候数学不好,需要补习。那时候国内的对于课后辅没有管控,民办学校老师的待遇也很差,所以多数任课老师闲暇是会带班的。听了阵,母亲就带着我,拎着条中华,周六清晨到数学老师拜访,插班开始补课。可惜我父母苦心经营三年后,我语数外主科里面,就英语好。虽然这么看也挺浪费水果的,但他们培养的关系,也帮我争取到了被老师喜欢的机会。
老板给了我半天的时间跟几个关系还不错的招生办主任电话,问问有没有10年的床位。可那是上班的周,我对这个行业所知。我不知道该如何去问这个问题,而老板也不愿再多说。于是只能我清清喉咙,带上美式假笑和上扬的声调,去描述我想问的东西。让我感到安心的是,挨着了圈电话,大都听懂了,也没人纠正我的表达式。后来我临近辞职的时候才明白,学校招生办心知肚明初留学顾问有大的人员流动,所以工作时候大总是相互包容。草台班子,能撑天是天。
只是后来我给老板汇报的时候,她反倒担心了起来。
“你没有说自己是哪的留学顾问吧?” 她问我。
我想起来自己确实紧张到忘记了自我介绍。
“那就好。不要说,”她提醒我。
“为什么?”
“万人以为我们要送个学生过去,后又没去,这个关系不好看。”
万幸的时候,几所备选当中,只有所学校有位置。这样来,老板不用担心浪费关系,长是因为没得选,继而很快做出了选择。因为着急填补空缺,学校要求我们在两天之内上交所有的文书申请材料。外教负责学生文书,我负责简历和长文书。考验我才华的时候终于到了。简历上,我将班长翻译成 Deputy Class Representative——在美国的语境下,“Class Representative”般指“年代表”。但“Class”的确也是班的意思,所以没人会指责我们谎报军情。况且,美国寄宿中个年也就几十个人,多数学校个班就有几十个人,都是相同的人数,也不要在头衔上斤斤计较,而且说不定Luke真的能够成为未来的年纪代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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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ke it til you make it (假装成功,直到你真的成功)——这是我初英语课学到的印象的警句。假装成为你想要成为的人,直到有那么天,pvc管道管件胶你能够真的做到。初三毕业那年,我顺利考上了本校的中。放榜那天父亲给我来电话,语气激动,也有些扬眉吐气的调调。句话是祝贺我,二句话是“不用再给你找关系了”。
但因为假装,人会总觉得自己是个冒货,双藏在鲁布托鞋店里,唯不是红底的跟。次让我感到伪装被识破的时候,是同隔壁宿舍的女生尝试交朋友。初刚开学,我还认不全同学的名字,但唯记得那扎着两小辫儿、长得像少女朵拉的女孩,因为我俩的名字读音很像,我俩的脸都比较圆。
次攀谈间,她撅着嘴问我,”你开的是什么车?我开的是奔驰”。或许她说的是宝马。我不记得了,因为我没听过这些名字。个人对牛弹奏李斯特,难道牛会有所回应吗?辫子女孩同宿舍的瘦瘦的女生帮我解了围。她告诉了我奔驰宝马是名汽车。我那时有些脸红,不是因为我没有名汽车,而是尴尬,后怕——对于刚刚进入大城市宿学校的12岁小镇女孩,我不知道我该知道什么、不该知道什么;我有不敢说的秘密,我也怕不时宜的好奇心会让我露了馅儿,让别人知道我不属于这里。
瘦瘦的女生也给我解释了小辫子女孩的意图,告诉了我在寄宿学校里,有些人总喜欢“攀比”和“炫富”。她的善意和耐心也次让我觉得安心——也许即便是冒货,也能拥有被真心对待的机会。几杯共享珍珠奶茶,几口夜泡面之后,我们很快成了形影不离的朋友。初初二的时候,我俩形同买送:矮,黑白,瘦胖,起从宿舍到食堂,食堂到教室,教室回到宿舍。我们听的是同耳机——链接我们的耳机线总在不断变大的身差里拉扯。每年学校英语节,我们都会起参加配音比赛,起配音双面孟汉娜。美国、好莱坞、金发碧眼的少男少女,那都是电视剧里的事情,那些我们考试间隙讨论的、模仿的东西。直到有天她抱起了本红宝书,开始准备考托福;直到她在宿舍里收拾行李,低声说着让我去美国找她;直到她的座位清空,我才知道原来美国不仅仅在电视上,英语不仅仅是个科目;它们是些人的目的地和未来,是我需要认清的现实、我法选择的离别。
Fake it untill you make it to America(假装成功/假装不难过/假装在美国,知道你到达美国)。那时候边哭着边在批发市场里找孟汉娜同款流苏的我,边说想要去佛罗里达找她却连护照也没有的我,或许早已心知肚明了,我的美国梦,本就与美国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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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ke妈妈的长文书里有道问题:为什么想送孩子到美国读中?
Luke后来的面试也问了他:为什么想远渡重洋来美国读中?
他们,就像后来我经手过的三十多个庭,都是以下的回答——
父母答:给孩子好的教育,拥有多的教育机会。
孩子答:追求自由的教育环境,不再死记硬背。
事实上是,些长认为读美国中的孩子容易考上美国的名大学,就像当年我的父母费尽心思把我送到大城市的学校,期待未来的保送资格。些长希望孩子能够早些扎根并且终移民西,就像当年我的父母希望我能够在成都或者大的城市发展,不要回到老。而孩子呢?有学生告诉我他有自己的美国梦,有学生告诉我他想去华尔街,有学生告诉我他想要上哈佛。但多数的学生只会告诉我,因为这是正确的事情、是新鲜的事情,或者 “It's my parents' American Dr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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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次会议后的几天,我们成功完成并且提交了所有申请材料。Luke对于我们的率和业度也表达了满意。在我们的精心勾勒下,Luke成为了个勤奋、、聪明和孝顺的孩子;他成绩优异,尤其热数学;他擅长篮球、足球等团体运动;他像个大哥哥,总是照顾别人。他是班的核心力量,是老师信任的帮手,是个值得依靠的朋友。然而真实的Luke是什么样子的?唯次在露脸的时候,他穿着白的背心,有些驼背,戴着黑框眼镜,眼盯着镜头外的地,背景是断断续续的“double kill”。作为留学顾问,我们的工作并不是去了解和成就个学生,也不是去批判个庭,而是建立起座空中阁楼,座能够挨过临检的宏伟却违章的建筑,让客户能够拿到通关的证书。
两周后,Luke不出所料地收到了那所波士顿寄宿学校的录取。意外的是,我也有瞬间的自豪。或许录取通知书本身就是个令人兴奋的存在,论是如何拿到的。我的角也非是个渡船者。拿钱办事。至于对岸是荆棘丛生还是鸟语花香,是危楼废墟还是楼大厦,从现在开始,不是我、我的老板、Luke留在的妈妈,能够控制得了的事情。
Luke妈妈唯能做的就是交钱。后次视讯会议上,我为Luke妈妈逐字逐句翻译者学校发来的入学同:学费明细、健康保险、父母义务、寄宿学校义务等。不过我后来也没再这么仔细地介绍过了,因为多数的长对待同就像是我对待苹果系统升时候的约:迅速划到底端,然后点击“接受约并升”。没人愿意读这么多页的英文,而就是不平等约,我们也没得选。Luke妈妈也样。她坐在沙发上,举着手机,听着我事巨细的翻译每条约内容,昏昏欲睡。
“我们要在这两天交五千美金的定金,” 我说。五千美金是我那时候个月的工资。
“那是人民币多少钱?” Luke妈妈坐直了身体。
“大约三万五千元。”
“行。”
“然后因为我们是插班生,学费好也尽快交。”
“多少钱?”
“年七万八千美金。”
“那是人民币多少钱?” Luke妈妈皱起了眉头。
“大约,五十五万人民币。不过,” 我补充道,“交了定金之后,我们应该只用补五十二万五人民币。” 当说出“只用”这个词的时候,我有些惊讶于自己的用词,毕竟我年的工资也够不着这个数字,我也有些庆幸自己不再需要缴纳着昂的费用,但同时,也有些愧疚,因为作为留学过来人,我知道这笔费用只是开始。Luke的中需要花百六十五万人民币。大学四年全额学费至少也需要接近两百万。在教育上的花销要到多少才贵?什么样的教育才能作珍贵?还是说,昂贵、珍贵与否只是个相对的概念,主观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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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什么东西是年少时候没概念,长大了之后只能当概念的?钱。初中好友到美国后的三年,我也告诉父母,我想出国。至于开销多大,我们是否有能力承担,我没想过,也不敢想。或许16岁的我已经不再是12岁时候那个不知何为“奔驰汽车”的小孩,或许近5年的耳濡目染也让我有些分不清什么事假装,什么是真实。也或许,在父亲说出“终于不用找关系”那句话后,我也下定决心要离开这张缠绕着我、压在我父母头上、令人难堪的网。
意外的是我父母没有给我泼冷水。他们从未提过钱的问题,也没说过让我感到愧疚的话—诸如”我们锅铁、变当也要供你“—这话曾经直接压垮了个同样有出国愿望的朋友,即便她的庭并不需要锅铁。大学毕业几年后我母亲意间提到过当年的心境:他们不敢阻拦我出国,因为他们自己从未踏出过国门,甚至没上过大学,自认为法评判出国是好是坏;他们只希望孩子能趁年轻多看看世界,而作为父母,能做的,只有备好学费。
的时候我铁定了心学艺术,甚至数学课上也在画素描。那会儿我想去纽约市区的时装设计学院,众知名设计师的母校。我自学了缝纫,在批发市场淘布匹,还用我母亲的名义开了“定”淘宝店;我混迹于各类古着、二手店铺淘“金”,用时尚杂志的内页做剪报,追星那时候的时尚达人韩火火。相册里有张我和韩火火的照。他纤瘦,身黑,时髦清爽的刘海像是在头顶挂了把昂贵的磨砂黑厨师刀。我满脸通红—为了见到他,我在仲夏的成都狂奔了十分钟到他离场的后门—我的刘海已经被汗水浸湿了,贴在了脑门儿上。但很快我就明白了,热情是远远不够的。
偶然的机会我认识了那所时装设计学院的学姐,刚开始聊天,她就问我:
“你知道学时装设计年多少钱吗?”
“没了解过。”
“学费,纽约的住宿费,布匹艺术材料费,差不多要十万美金。” 可能看我有些懵,她补充道,“你做好作品集了吗?” 我分享了DIY的画册。她说我需要找业的艺术中介,而后奈的补充道,“如果你觉得自己很有天赋,是下个Tom Ford,那也可以试试。”
两艺术中介给我的报价分别是18万人民币和25万人民币。我不明白为什么自己需要花钱请人帮我画画、帮我做我热的事情。但是在听了些艺术留学的讲座、看了录取作品之后,我也才醒悟过来,美国留学究竟需要多钱,多少运筹帷幄,而热情、热,虽然是美国学校喜欢看到的品质,却只能作为画龙点睛。我的教育对我而言太贵了,所以我的选择,永远不该、也法只为自己而做。
当我改了志愿业的时候,我父母有些诧异。我说想明白了,大学还是要学理论的、扎实的东西,而不是时装设计。他们脸上的表情是欣慰的。后来,我把创作的热情释放到了写作里,因为写作不花钱。在个小店里,我淘到了台老式字机,每到周末回,我就会叼着抽不明白的烟,用力地敲着键盘,听着叮叮当当劈劈啪啪的声音,就好像我是斯泰因,是波伏娃,是海明威,又好像是在锻铁,边咬牙切齿的锻,边恨铁不成钢。回忆起来,我当时应该转行演戏。
而这几年搬,我翻出了以前的画稿,也很庆幸自己并没有追求艺术的道路。梦想是虚幻的、热情是虚幻的、数字是真实的。三那年,我奔着学金去了个在纽约郊外的文理学院。可即便如此,父母终还是掉了成都唯的公寓,那间他们曾买来,想帮助我在大城市扎根的房子。
***
在卢师傅的商务车上,Luke刷着手机,言不发。我问他开学紧不紧张、兴不兴奋,他都回答,“还行”。我问他暑期阅读都读完了吗,他说,“没时间”。因为语言成绩较低,Luke需要读ESL课程,种门为母语非英语的学生开设的预备语言课。我提醒他如果觉得ESL课程比较简单,就申请去普通英语班,这样对于未来申请大学是有帮助的。他头也不抬地说,“哦”。
我努力地没话找话,不是因为害怕沉默,而是想假装下,我是个有经验、有价值的教育顾问。刚工作的我,还是站在Luke的角度评判着留学中介的作用,心想着如果自己能够看上去业点,会闲的Luke妈妈花掉的十几万人民币,物有所值。只是那会儿我没有明白的是,Luke妈妈愿意花钱买个陌生社会的关系,为她和远在异乡的孩子买个心安,而Luke,论他想没想明白、愿不愿意、有没有美国个梦,他都在这里了,他不需要理化任何事情。
“老师,我有个问题。” Luke突然抬头问道。
“你说。” 我有些开心他居然主动搭话了。
“宿舍有网吗?”
“都有Wi-Fi的。”
“可以游戏吗?”
我愣了下,笑着说当然可以,但是学业忙起来了的话,还是要好好的安排时间。他没有回应我,戴上了耳机,又埋头回到了手游里面。速路旁茂密的树林在车窗外涂抹了绿的影子。我想起自己刚落地纽约机场准备开学的那天,拖着两个巨大的行李箱,了辆黄计程车。我们行驶进了那楼丛林,路过了那所我曾梦想的时装学院——它的教学楼仅仅是栋五大道上的全玻璃建筑,在阳光下反射着金光。计程车穿过了五光十的时代广场,沿着东河上了速,路向北,直到城市的轮廓消失在片片绿的影子后面。那时候的18岁的我,应该想不到23岁的我,会在同样的热的夏日,送个15岁孩子去到上学。18岁的我也没想过美国究竟是个什么地,想不到曾经的渴望、机会、幸运和选择,也是种桎梏、迷茫、错位和法选择。可是交叉在好的安排、适的环境、想要的未来、明码标价的现实、和能够做到的现在当中的,多数的我们,非是没了根的蒲公英,假装自己是只羽毛,送走了向南的雁群,飘落在陌生的枝头。这个枝头没有好与坏,对与错,只是现在,只有陌生而已。
写作感言:
感谢三明的机会与梓新老师的引,让我破瓶颈、重拾中文非虚构创作。用母语剖析自身曾让我感到太近、近到失焦。但现在我明白,写故事并非为了说教或交出答案,而是提出多问题。这些收获将鼓励我继续创作。
编辑师|李梓新
三明创始人,有20年传媒经验。2024年以优等学位(Distinction)毕业于英国东安格利亚大学(UEA)创意非虚构写作硕士业(MA Creative Non Fiction)。著有《灾难如何报道》《民主是个技术活儿》等书,Newsletter「新写作Xin Writing」。
评语:
小宋从自己从事的留学教育工作,观察到用很贵费用读书的华人孩子,连接上自己从四川到美国的读书经历。这个世界有它的逻辑,看上去很对,底层有时只是荒谬。但人们很难去自我戳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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