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文木 2018年12月26日 来源：观察者网 子夜星网站整理编辑山东橡塑胶厂
目录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社会主义实践相结的产物 二 毛泽东思想使人民站了起来且立于不败之地 三 共产党建立的党对军队的对的制度，不仅是对的发展，也是对亚洲和平作出的划时代贡献 四 国的统和主权的完整是世界体系现代的基础 五 毛泽东思想与当代世界体系理 讲毛泽东思想与当代世界体系理，要从认识论、特点、世界体系及其理等面切题[1]。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社会主义实践相结的产物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社会主义实践相结的产物，它是人民在解决近现代世界问题的实践中提供给世界的理世界的思路和案。因此，要理解毛泽东思想，不仅要认识共产主义运动的基本线索，要认识历史，尤其是近代半殖民地历史及其文化演进的特点与脉络；也就是说，不知世界近现代史，我们就不能认识毛泽东思想；不知历史文化，我们也不能认识毛泽东思想。同样的道理，如果不能掌握毛泽东思想，我们就不能自觉践行特社会主义理论和道路，应对未来的世界的挑战，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 1.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 ──以和印度为例 应该是有理世界能力和资格的国，对于这样的国，世界还真是不能小看。人的自信不是空话。我们走到今天，大看看世界上，论历史年代，论它的久远，基本上少有跟能比的。毛泽东曾经说过“个民族能在世界上在很长的时间内保存下来，是有理由的，就是因为有其长处及特点。”[2]世界上保持大版图且长时间能保存下来的国是不多的，能保持这么长时间，还真值得研究下。毛泽东还说：“我们的国，是世界各国中统历史长的大国，中间也有过几次分裂，但总是短暂的。”[3] 近代以来的世界体系是英美人建立的，这个体系目前已是千疮百孔，但它毕竟有过辉煌的历史。昨天美国人曾经羡慕过英国，今天我们也曾羡慕过美国，羡慕过西。但是仔细想想，任何个国都没有我们这么长的历史，有的同学说长历史什么，问题是长历史还保持这么大的版图是种能力。讲究“久”，久久为功，能的才是有力量的。与同龄的大版图国，好多都没有了。罗马帝国没有了，拿破仑帝国没有了，奥斯曼帝国没有了，奥匈帝国没有，大英帝国没有了，苏联帝国在眼前没有了，美帝国主义也快没有了。而“周虽旧邦，其命维新”[4]。 在这其中我们这代人是幸运的，在我们眼前看着个偌大的苏联帝国确实已经没有了，另个帝国确实已经开始在崩溃了，而昨天还让人瞧不起的却在这瞬间让他们刮目相看了。这种历史上罕有的浓缩的事件，在我们眼前就像过电影样，让我们这代人全看了。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问题在于，在这些大变局中却加生机勃勃，其发展持续三十年后仍强劲有力。这是共产党带人民奋斗的结果，所以说我们是幸运的，这先归功于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共产党。 在此，需要说明下，我说的美国衰落，不是说作为民族国的美国衰落，而是说作为帝国的美国衰落。比如作为帝国的苏联不在了，但是作为民族国的俄罗斯还在，美国将来也可能是在，但它已不是帝国了。今天特朗普外交大幅放弃美国所承诺的海外责任，就是作为帝国的美国衰落的标志。 说就不能不说印度，因为印度，当然还有埃及，是与同龄的大版图国。 印度和埃及与都属文明古国，但今日印度的“内脏”、灵魂甚至骨架已被英国殖民统者粉碎了。埃及也是样。英国从欧洲分裂中大获其利，为了实现其殖民利益，它将利用欧洲大陆破碎操纵欧洲政的经验移植到英殖民国。如果说欧洲版图是“根骨粉碎骨折”，这多让欧洲扩张不远；那印度大陆就被英国人弄成“盆骨粉碎骨折”，这使印度不能再生。这都是英国殖民主义者惹的祸。因为只有使印度度地碎片化，小小的英伦岛国才能实现对南亚次大陆大的国印度的殖民统。 那么，为什么英国在二战后离开印度时又要为南亚次大陆保留印度这么个主体版图呢？因为英国人在退出印度之前还有复辟昔日帝国的安排，还要恢复它的世界权力。要控制世界就得控制印度洋，就要控制印度。印度洋是世界制海权的核心，因为这里是世界工业资源的心脏。如果说古代霸权控制世界的本质是为了占有农耕土地，近现代霸权控制世界的本质则是为了占有工业资源。 英国退出印度前，为其重返印度洋的目的，加速进印度社会的碎片化，这先表现在所有制面。与不同，印度立时，没有经过革命，尼赫鲁空有个总理头衔，手头既钱也军队，面对英国人留下的庞大的“胡汉三”“刘文彩”“黄金荣”“杜月笙”等大小私有者，个都动不了，什么也干不成。与比较，就说修路，你看条路就修到青藏原上了，日本狭小做不到，印度版图大做不到。2000年我到印度访学年，给大看看这是我在印度尼赫鲁大学政系的正门前拍的照片，就这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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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赫鲁大学政系正门 张文木摄于2000年
这是尼赫鲁大学政系的正门，当时我经常从这里进去上课。听说现在还是这样。尼赫鲁大学可是世界学府，这样的破落的大学院系在咱是找不到了。为什么不改变？因为它没有经过革命，庞杂的私有制，封建主义、殖民主义直到到资本主义的大小私有制全保留着，搞不动。体内若有太多的营养截流，很快就会出现营养堆积，“将军肚”，脂都出现了，后就是并发症。所有制与人的身体样，过度的财富截流所引起的“并发症”，就是社会革命。 与印度不同，经历了的社会革命。列宁说“革命是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的盛大节日”[5]，革命通了社会的“任督二脉”，革命后的获得了新生。 在这个问题上，还真要“感谢”那位蒋委员长，抗战后他挑起内战，内战，那些大大小小的胡汉三、杜月笙、黄金荣、刘文彩等全部被赶到台湾岛上去了。大陆这边生产资料所有权干净了，就留下两大部类，国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经济投资没有截流，真正做到了毛泽东说的“多快好省”。大知道，造成大面积和持久浪费的因素主要在于私人所有制对投资的过多截流。比如，修条从清华到北大的公路，路上只要有胡汉三、刘文彩等大小地主的土地私有权，你都得向他们付出几乎是天价的租地或买地的费用。现在住房商品化了，“钉子户”也就出现了，拆房的代价与过去比就不可同日而语。这还没有涉及土地所有权。目前土地所有权还是国的。可是印度是私有的，所以，他们做不到经济建设中的“多快好省”，搞什么都搞不下去。 在地缘政上，英国人为了自己的殖民私利，在离开印度时几乎把印度版图原有的地缘政优势全给人为破坏了。大看这张印度的地图，这是我在里自己拍摄的。在此，我顺便给同学们多说两句，我们学地理、学政的时候，要学会看立体地图，不能只看平面地图，平面地图看不出的东西，立体地图就能看出来。看平面地图说得是话，看立体地图说得就是人话。我们很多老师上课的时候，在平面地图上“指点江山”，状如赵括，多不靠谱。当年毛泽东进军西藏平叛，胡适和西学者说中共拿不下来。毛泽东反驳说胡适“他那个‘大胆假设’是危险的”，至于其中原因，像他那种“没有亲临其境，没有过游击战争的人，是不会知道的”。[6]
印度地形 张文木根据《世界地形》（星球出版社2011年修订版）拍摄山东橡塑胶厂
大看，这是印度，其面积占据南亚次大陆主体部分。它对有影响的是西东两面：西面是巴基斯坦，从这里可南下印度，北上；东面有缅甸，从缅甸可进入云南和西藏。这西东两条路相当于拥抱青藏原的左膀右臂。印度南面的斯里兰卡相当于印度进入印度洋的前脚。英国殖民统时，他们牢牢控制着这三个地区。当英国走时，让北面的巴基斯坦、南面的斯里兰卡和东面的缅甸都从印度立出去了，这样来，印度向外伸张的“胳膊腿”都被截掉了。北不能拥抱青藏原，南不能拥抱印度洋，后就留了个没胳膊没腿的上半身，还浑身是私有“病”，保留了庞杂和不能触动的私有制。英国人为什么当时只把巴基斯坦分裂出去而不把印度版图分裂呢？英国人还要回来控制印度洋，留个大印度做基地。但在回来之前，让印度什么都干不了，不能强大。 1948年，与印度大体处在个起跑线上。1947年8月印度和巴基斯坦分裂，分出印巴两国。同期我们在内战，但避了国分裂。为什么我们能避国分裂，除了共产党代表历史进步潮流外，还有就是我们党掌握着军队。印度国大党什么也没有，尼赫鲁上任时就是个空位置，要钱没钱，要枪没枪，干不了事。为什么？英国人就不让他干事，英国人有意使印度成为“残疾人”，块头很大，内脏和灵魂却被英国人踩碎了。英国历史学者埃德蒙·R.利奇在《缅甸地诸政体系》书中发现：“教派归属很好地充当了分裂的标志。”[7]到印度看看去，印度所有权庞杂，诸众多。是生产资料所有权在人间的图腾。早在20世纪30年代毛泽东就告诉斯诺：“印度不经过土地革命是永远不会实现立的。”[8] 有人说，你说的是近代殖民地时期的印度，当代印度已构成对有威胁的国。 我不同意这个看法。大再看这幅立体地图。印度这个地没胳膊没腿的，难不成还能从这恒河低地爬上四五千米的西藏原？怎么上，上不来。大查查历史，几千年来，以现在的版图，北面、东面和西面的边界线都有伸缩，只有西南边界没有变化，其间印度就与中原政权也没有过什么像样的仗；当年土藩朝崛起于拉萨南面雅砻河流域，可它没有就近向南扩张至印度而是向北扩张至甘肃线，为什么，向南地形不允许它。 藏南在这个地，你若只看平面地图，就理解不了1962年毛泽东为什么出手后又迅速退回来了，看立体地图就知道了。下去容易回来难。1962年，尼赫鲁在这个地骚扰我们，坚持所谓的“麦克马红线”，基辛格说：“中印边界冲突中，军事后勤条件对印度有利，因为喜马拉雅山离的力量中心过于遥远。”[9]他说的对不对呢？是对的，因为没有充足的补给线，山路险，进易退难，人旦逆回来，你就危险了。毛主席这仗得非常好，动如脱兔，静如处子，有理有节。与古巴弹危机同起同落，让美苏根本插不上手。尼赫鲁在这里了个糊涂仗，想等着美国来帮他，可美国人来时战争已经结束了，还把印度俘虏养得黑胖黑胖的，枪擦得亮亮的还给了他。从地形论，毛泽东处于不利。现在还有人埋怨毛泽东为什么退回来，你说为什么退回来，不行你来试试？有的人还说毛泽东不懂现代战争，那请问在藏南地区是用坦克还是用弹？ 四川之于秦岭与印度之于西藏原，在地形上有相似之处。曹操当年从秦岭南下占汉中后又将汉中──不要说四川──放弃了，退到秦岭线。毛主席读书读得活，20世纪30年代有人说毛泽东就知道《三国演义》[10]，同学们，看什么书不要紧，关键是看活。你就看了圣经、看了马列，读死书也是白搭。毛泽东书读活了，作战是因地制宜的灵活套路。有的同志研究说，曹操当时应该趁势把四川拿下来。看看蒙古大汗蒙哥入川后战死在钓鱼城的史例，就会知道事情不是那么简单，曹操若拿下四川，好的结果是变成四川人，那样他就不是个中原帝了。四川这个地和印度是样的地形，进去容易出来难。当年张国焘要退回四川，1938年蒋介石入川，重庆和汉中全在他手，这时张国焘若在回四四川，那结果充其量就是被刘备计的刘璋，或被清人剿灭的张献忠，而不可能是曹操或李自成。毛泽东当时告诉张国焘说不能进四川，进了四川就会被“瓮中捉鳖”[11]，张国焘不听，为什么张国焘会这样？北大毕业的，不接地气。 北京大学是个很不错的大学，思想开放，但也有不接地气的缺点。前阵北大到处拉“杰出”校友，为名人立像。我说1918年至1919年间，青年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工作过，当过管理员，还参加了北京大学哲学研究会[12]，为什么不拉这样的校友并为他在今天的北大图书馆前立个青年毛泽东像呢？青年毛泽东手握《湘江评论》，冷眼向洋看世界，立志“改造和世界”[13]，我们的孩子看了这以后就有报国壮志。立了那么多雕像而不立青年毛泽东的像总得有个道理吧。论仗，跟毛泽东比不上；比写毛笔字吧，写不过；写作文，写不过；搞哲学，搞不过；搞历史，也搞不过。搞不过就是不立像，这就没文化了。如要，那干脆就把校“北京大学”四个毛体字换成仿宋字，不换，为什么，舍不得，毛泽东这几个字写得太好了，这显然是不敢面对现实的鸵鸟做法。为什么？不接地气，不接问题，满脑子西标准。看看印度吧，若没有毛泽东，今天的可能还不如印度。 接地气的人，定要面对现实。生死之地见真理。张国焘后来亏得跟着毛泽东到了陕北，不然1937年蒋介石到了重庆以后，就真没有出路了。我们张有两个人都到四川，个是张献忠，个是张国焘。李自成进了四川以后，不留恋，顺着汉中出来到了陕南，后来进了北京。毛泽东从四川出来后，进入陕北，后也进了北京，取了天下。 除了毛泽东，历史上还有两个有哲学的大人物至印度门而不入，个是来自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大帝，他生于公元前356年，卒于前323年，有学问，他的老师是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是有学问的人，他的学生亚历山大自然就有哲学头脑。他从希腊到印度河上游后，思考了三天终班师回朝[14]。他为什么不南下进入印度呢？进去就出不来了，这对亚历山大来说没有太大的意义。二个人是成吉思汗，成吉思汗把整个欧洲都遍了，也在印度河边停下来了，请丘处机在那儿谈了三天。丘处机跟他谈什么，谈养生[15]。大要知道，丘处机是个大学问，学问和政谈话是有讲究的，不会直接谈政，他谈养生，养生与政的道理是相通的。战略是干什么的呢？战略就是用于国养生的学问，不是用于国拼命的学问，不要把战略弄得见谁都，那是战役层面的事；战略是国长久安和可持续发展的学问。如果凭就能出天下来，那我们在这儿找个身体好的，出门见人就，看他能走多远，我估计两个保安就把他制服了。“911”后，小布什说有七个邪恶轴心要，、俄罗斯都在里头，你说这不是了吗。为什么美国会出现小布什这种人呢，不接地气，富子弟，饭来张口、衣来伸手，不知事情之难，看的是平面地图，不看立体地图。 成吉思汗与丘处机谈话之后，终决定返道新疆，取中原。成吉思汗身边还有个耶律楚材，他与丘处机样也是有学问的人，耶律楚材在诗中说“古来天险阻西域，人烟不与中原争”[16]。意思是说西域到中原路途太艰险，双接触都很难，不要说仗。 我们研究问题要有唯物主义，要接本土的地气。好思想是从土里长出来的，尤其是从本土里长出来；而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你从外面带点思想──哪怕是马列主义──到来，若不能在扎根，那它就会水土不服，人听不懂，这样的思想自然就行不通。与明等不同，毛泽东思想是从苏联十月革命传来并经土地生长出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用长期和间进的式销蚀个民族的战斗精，是西殖民主义行对外文化战略的重要手段，而让被压迫者放弃武装则是这些计划内容的核心。1798年夏，法军登陆埃及，10月开罗发生暴乱，拿破仑对其实行了为严厉镇压。但对德望重的伊斯兰教长舍伊赫(舍伊赫，阿拉伯游牧部族的和农村中的长者称号,埃及等国某些伊斯兰教派的教长也称舍伊赫)，则网开面。当时法军并不理解，说他们是“暴动头子”，应该处死。拿破仑回应说： 不，这个民族同我们和我们的习惯太格格不入了，我宁愿这个民族有象他这样既不能骑马，又不能拿刀的，而不愿意看到象穆腊德别和奥斯曼别伊[17]那样的人当。把这个衰弱力的老人处死对我们不会带来任何好处，，反而会产生比您所预料的为危险的后果。[18] 拿破仑的话是对英国在印度扶持甘地、在南非举曼德拉政策的透彻说明。马克思说：印度的命运是悲惨的[19]，这是因为印度从灵魂到身体全被英国殖民主义者肢解了。去过印度的人知道，小城墙古迹多，这说明古印度是国众分，地众分说明国分裂，众分说明精分裂。如果也跟印度样，有好多个宗教、宗派，宗教教派多了，今天这课就讲不下去了，甚至连饭也吃不到块，不要说讨论问题，天到晚内斗。你的和我的不，就弄不到块了。印度多，是英国人有意给它留的。英国人、美国人都虚捧印度是宗教和种族博物馆，虚捧它是有“包容力”的国，这是忽悠。中心的包容，其结果是没有力量。英国人从不这样干，他们长期镇压尔兰人，不允许国分裂。美国人也是这样，他们光了印安人。多民弱，我们若有数不清的宗教派别，意识形态不统，大还能坐在块儿吗？坐不到块儿，天天争吵这样咱们就没有力量，就走不到今天。 英国人在建立世界帝国过程中，也学会了比较圆熟的理世界的政谋略，二战后，当英国人失去帝国时，他们又很快学会并掌握了文化诱世界政的谋略。前者的核心是“均势”，后者的核心是“普世”，而实现二者的核心手段是“间接战略”[20]。这种战略的核心在于把战斗行动减少到低限度，主张翼侧迂回，以避从正面与敌直接碰撞；强调用各种手段袭击和震撼敌人，使其物质上受损，精上失衡，终达到不经决战而制胜的目的。在文化战中，避用直接表达而在尽量多地用间接的式传达其战略目的，并诱对象服务于自己的目标，与西其他国相比，这是英国人擅长的手法。 2000年，我曾在印度尼赫鲁大学访学，我发现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在印度大学里有广泛的传播，尽管英国人不允许印度人掌握这种思想，但英国统者不是直接而是用间接即用普世的学说淡化印度人的革命灵魂。你看甘地，再看曼德拉，两个多像呀，还有马丁·路德·金，这三个人都有共同特点，能坐牢，非，不作。能坐牢谁怕你呀；不作，英国人不怕，只要你非就行。马丁·路德·金说他有个梦，梦你尽管做，你只要不拿枪就行。毛泽东是拿枪的，拿枪就是唯物主义。印度曼德拉和甘地这两个本质上是个人，是英国个模子倒出来了，他让大不去斗争，去坐牢，然后放你出来，再给你诺贝尔，甘地、曼德拉这样的多，诺贝尔中的社会科学部分多是用于麻痹三世界的。 英国人的这种“塑造”文化的式不用于东，对于与他们长期对立的法国人，英国人也不放过。大知道，1789年法国大革命是在1644年英国资产阶革命之后，英国人明白，这是对法国历史有重大进作用的伟大事件。但英国人不愿意法国强大，于是他们用貌似客观公正的“普世”作品丑化这场革命，将它描写为暴民们发动的反人道的戮。比如英国作狄斯的作品《双城记》就是这样部用貌似客观公正的博式妖魔化法国大革命的作品，将它描写为场暴民运动。这部作品的艺术感染力如此之强，以至82年后即1871年法国巴黎社会主义革命政权诞生后因不敢再使用反被梯也尔反扑势力进泊之中。可我们至今未见英国像崇《双城记》那样出对梯也尔屠巴黎公社社员谴责的作品。 当时生活在英国伦敦的卡尔·马克思为巴黎工人阶寄以大的支持并在理论上对巴黎公社的失败教训予以总结。他通过《法兰西内战》这部伟大著作破天荒地为工人阶提出了他在1848年《共产党宣言》中设想，欧洲大革命被镇压后发现，在1871年巴黎公社被镇压后加明确了的工人阶须建立产阶政国的思想[21]。 今天的美国人对这些文化殖民的手段也是运用起来也相当娴熟。俄罗斯学者谢·卡拉-穆尔扎在《论意识操纵》书中写道： 西的大众传媒实际上根本没有关于亚洲的认真报道。来自、印度，甚至日本的报道除了些奇风异俗（农历春节、空手道、的饮食），就是些令人厌恶的东西（情旅游、麻风病、黑社会），再不就是有刺激的政报道（主义、宗教、毒品贩子的公开死刑）。[22] 事实证明，这些“和平演变”的手段对的破坏作用是有限的，其原因是没有被殖民化的历史。有主权的国才可能有自己的民族英雄。看似意识和政的古玩收藏市场能反映个民族的潜意识及其结构。咱们到古玩市场看看，有没有见过买或秦桧的字，有没有见过汪精卫的字，没有吧。雷锋的字也会有人收藏，因为他是英雄。这样个有道德地的民族你能战胜吗？当然不能。日本人叫梅兰芳出演，刀架在脖子上，梅兰芳就是不演，这就是民族不败的力量。毛泽东为什么称梅兰芳为“梅先生”，这是因为在抗战的关头，身在敌占区的梅兰芳看穿了日本人的阴谋，拒与日本人作，决定“蓄须明志”，“息影舞台”，以此激励男儿英勇敌，誓死报国[23]，显示出真男子的气概，这样的人就是中华民族的英雄。 现在有些文艺片已少有这样的认识了，弄些什么呢？弄些《戒》之类的作品，男不男女不女的，父子同台献艺，当爹的留个大胡子，当儿子的留长发戴耳环，这都是要扼我们民族自觉自立精的殖民文化。英国殖民时期，香港出来个李小龙，李小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对香港人心的巨大震撼，它使香港人有了人的文化自信，这在李小龙的武术中体现了出来，结果如何呢？结果是李小龙年富力强时“因病不身亡”，后弄了另个“龙”，改李小龙武风，整天钻在阴暗的地沟里，满脸黑污。香港回归后，又收摊不了，穿身西服，干吗呢？搞普世价值，搞环保，战斗精点也没有了。殖民文化就是要用切形式掉殖民地被压迫人民的战斗精。倒个民族，先是倒或分裂这个民族的主体精，而英雄主义就是主体精的集中表现。 2.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社会主义实践相结的产物 中华民族没有经历印度那样被殖民化的历史，因此，人认识论还多地保留着传统的经世致用的特点，这种法的哲学概括就是“实事求是”。重经验、轻先验，“未知生，焉知死”[24]，“子不语怪力乱”[25]，“是”存在于现实的“实事”之中，切从实践出发，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西文化战中成功的前提是将当地国人民的唯物史观偷偷移植为唯心史观。在，人顽强的现实主义生活态度让西很难行他们的文化战略。这是我们长期能保留下来并仍在强劲发展的精原因。 毛泽东这代共产党人的认识武器就是唯物论和辩证法，也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对于辩证唯物主义，同学们恐怕体会不太，为什么？除了这些年教育忽视外，重要的还是大经的事、尤其是经的难事少。贫思贤妻，国难思良将。什么时候能够对辩证唯物主义有刻的认识呢？在你困难的时候，困难是真理诞生的地，也是认识真理的好学校，你没有困难，就没有问题，当然也找不到真理。“实事”，就是问题，“求是”，就是找真理。在“实事”中“求是”，而不在天国中求是，是根蒂固地存在于人思维中的认识传统。 世上大的问题莫过于生死，生死使世界瞬间真假分明。举例来说，咱们现在都搞学问，没有生死存亡时，大学靠的是逻辑，比如大吃饱饭后来讨论粮食安全，谈天也谈不出个所以然，各有各的逻辑，不同的逻辑出不同的道理，但如果饿三天再来谈，会议中间再放个馒头，大没有那么多定义了，也没有那么多逻辑和斯文了，眼睛发绿，直盯馒头，随时准备动粗。吃饱时，你问他什么叫粮食安全？他说有广义粮食、狭义粮食，还给你造出些模型和数据，套套的，饿三天还有那些吗？谁说广义的呢？让他去吃广义“粮食”。那个时候的人越“笨”就越接近真理，因为笨人知道活着才能谈其他。饿三天以后，不用教就明白什么叫粮食安全。这样个简单的道理，不到难时，特别是不到生死关头，就不容易理解。那么，逻辑是干什么的呢？用于组织材料，而组织材料的起点和材料组织后的宿，则是生死，即阶斗争。毛泽东曾教育他的后人说：“阶斗争都不知道，怎么能大学毕业？”[26] 空话亡国，空话毁。所谓空话就是没有生死感的话。现在咱们写形势分析文章常说有三种可能，机遇挑战并存，困难与希望同在，处理不好还有意外可能。这些貌似有理的话，细想基本是废话呀。什么事不是三种可能、机遇与挑战并存呢？周易说研究问题要“远及诸物，近及诸身”[27]，意思是说认识远处的事物的结论先要就近放在自己身上试试。比如今天媳妇给你电话，说老公，孩子找不着了。你能给媳妇说“不要紧，有三种可能：机遇挑战并存、困难希望同在、处理不好有意外的可能”这样的话吗？当然不能。若这么说，你今天就回不去了。 学问定要“近及诸身”即涉我，尤其要跟你的生存有关，没有生存，何谈学问？姑娘，之所以能成为母亲，不是因为年龄，而是因为经历。年龄是经历而非时间的纪录。没有事情的时间，是没有意义的。孩子是母亲和姑娘之间的界碑。孩子哭，姑娘就不是姑娘而是母亲了。如果没有孩子的话，50岁的女人还是姑娘，还喜欢接受那999朵玫瑰，接受噗通半跪在女生面前那暖男式的浪漫。但当你作了母亲就不样，孩子哭，你就要为孩子找粮食，进厨房，拿菜刀而不是拿玫瑰。为什么拿刀？孩子哭了，得吃饭；如果没孩子，那就另说了：找外，电话。 长期以来，我们已失去了战争年代那种生死感了，这可从目前那些美女谍片和美女抗战片中感受到：在日寇实行“三光”政策的地，我们的地下工作者还在热恋和相互请客，情于组织任务，这显然是想当然且不尊重历史的作品。当然也有不错的作品，比如说电视剧《潜伏》《人间正道是沧桑》等，我还看过《惊沙》和近热播的《三八线》，都是有生死感的作品。但这样的作品还不是主流。为什么，人没有遇到生死问题。人到生死，马上就不样。饿肚子时，这面放把玫瑰，那面放把枪，中间放个馒头，你看他摸什么，上去肯定摸枪，因为枪能解决吃饭问题。如吃饱时，他定摸玫瑰，摸玫瑰不解决问题，但能博得好名声。 共产党人是的唯物主义者。这是因为她成长之初面对的环境残酷，不容浪漫。困难和生死就像甩干机样迅速将党内那些不靠谱的唯心认识淘汰出局。里洗衣机甩干速度越快，水分抛出去的越多，留下的就越是干货。认识论中的“干货”就是唯物主义。 在共产党中诞生毛泽东思想是然的。我们党诞生在1921年，次世界大战刚完不久，当时满世界喊的都是浪漫主义口号，什么要面包，不要大炮；要拖拉机，不要坦克等，和平的调喊得震天响。这些口号很迷人，我们党就诞生在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北京大学出了陈秀，他届党中央，那时候的政学不讲斗争，讲妥协，不讲物质利益，讲文化，净搞些西式学问，形式大于内容。在这个时候，我们党成长慢，天到晚和国民党谈判。陈秀今天和俄国人谈谈，明天往国民党那跑跑，玩虚的。陈秀不知道枪是要人的，为讨好国民党，他还把工人的枪缴了。毛泽东当时很生气，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文质彬彬、温良恭俭让，为什么说那么多“那样”，毛泽东生气啊。 毛泽东思想是从土地里长出的。二十四史告诉我们的历史不是陈秀认识的那样。陈秀是从苏联带来的思想，还掺和着欧洲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想，就是少有本土的思想，玩的都是洋派，现在叫“范儿”，结果蒋介石用屠刀告诉他什么叫“范儿”：1927年“咔嚓”下，将共产党了个流成河。为什么蒋介石知道枪杆子的道理呢？国民党也是被清朝出来了，六次反清起义失败，后把孙中山清醒了，办黄埔军校，那时候共产党还没有这种清醒。 1941年冬，毛泽东为中央党校题词：“实事求是”[28]；1942年3月8日，毛泽东为《解放日报》题词：“入群众，不尚空谈。”[29]这两幅题词，在今天也应作为我们办教育的座右铭。 学问要接地气，贴靠大地的学问才有生命力。在这面，今天的北大人定要学习毛泽东，同学们要从青年毛泽东汲取力量。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从容不迫、那样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个阶翻个阶的暴烈行动。毛泽东当时告诉陈秀，陈秀听不进去，没办法，只有让蒋先生用刀把子来告诉这位书生什么是真理。“四二”后，共产党年学了几十年才能理解的真理，脱西服，穿草鞋，进山接地气。就这样，共产党次把思想扎到的土地里，感谢谁，感谢反面教员蒋先生。 稍微好点，唯心主义又来了。当时根据地稍微好点，环境也好点，人又犯晕。这次不是北大的陈秀而是从莫斯科来的年轻人明。明直接从莫斯科带来共产的思想，又是外来思想。你拿逻辑还说不过他，人说起来套套的，还带来个军事“”奥托·布劳恩，化名李德，人要正规化[30]，说毛泽东太土气，不正规。说起来也是，即使按照现在的干部标准，毛泽东也难达标：不是博，没有课题费，没有名大学学位，也没出国留洋经历，哪条都不够。人明是莫斯科大学的，又受斯大林赏识，不说在当时，即使在今天的干部评价标准中也是很唬人的。 李德把欧洲平原作战的战法搬到西南大山里。欧洲作战式基于他们的平原地形。大看这个图。这是欧洲大平原，俄罗斯就是在这个地，基本也是平原作战。人明、李德两位老兄从苏联来苏区，也把欧洲平原的战术搬到西南山地。
欧洲多是平原，而西南多是山地
大看这个地图，这里是西南山地，在这个地怎能用欧洲平原的式作战，从欧洲来的李德老兄，就是要在山里找平地拉开决战架势。山体本是自然掩体，他不用，要红军人为建堡垒，筑掩体，跟蒋介石对垒战[31]。蒋介石才不怕他这套，他手下的将军多学的欧洲的法，他们与李德那真是师出同门，半斤八两。在平原上决战是欧洲的法，谁人多就能赢，的就是阵地战。但在山地，群山就是很好的掩体和碉堡，你还人为修什么碉堡？你说傻不傻。大部队进了山，群山就像簇簇刀锋把进入其中的整体战斗力削成碎片，这使山地成了“得赢就，不赢就走”[32]的游击战的天堂，山地战士受到大山的保护。李德不要这些，要在山地找平地，找到平地然后决战，这不败才怪。你说他，他还不听，为什么？人是“博”，人有“课题费”，人还是“教授”，你弄不过他。人明见过斯大林，还是单召见[33]。而张国焘厉害，他见过列宁[34]，而且是共产党干部中唯见过列宁的人[35]。这些人子都很硬，但仗就不行。长征路上得赢就是硬道理；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湘江之战，我们出门的时候是八万多人，中央红军，回来剩下三万多人，也就是说近三个人中就有个掉脑袋。这个时候你信谁？你还能让明干吗？当然不能，再干就全完了。
西南山地
这次大在生死之地找到了毛泽东，遵义会议把毛泽东出来。有的同志说那个时候我们找到毛泽东思想，这不够准确。毛泽东的思想和毛泽东思想不样，毛泽东的思想是个人的，是少数人认识到毛泽东，不是大多数。所以大还需要比较和观察。红军四渡赤水，毛泽东把大带过了大渡河，避了石达开的悲剧命运。大认识到了毛泽东的能力，知道了毛泽东的思想符国情，大在比较中也认识到明路线的错误。 明、李德不了解国情，照搬外国经验带来的问题，差点亡党亡军。那个时候军事问题就是政问题。当时朱德、毛泽东两个人没有思想框框，朱德是从山里出来，毛泽东是从土地长出来，要文凭没文凭，但将红军带过了大渡河。这时大才充分认识到了明、李德的错误。 波未平，波又起，红军不久又遇到张国焘错误路线大的干扰。 张国焘当时是共产党的创始人之，还见过列宁，当时他在川陕带根据地搞得不错，从短期实践角度看，他对红军的发展还是有贡献的，有许多干部因此对他还有。但在、四面军会师后，张国焘在红军前进向上与毛泽东发生争论。张国焘要向南进入川康，毛泽东要北进陕北。孰是孰非，还得实践检验。结果跟着张国焘的部队几乎全军覆没，而跟毛泽东到陕北的部队则从胜利走向胜利。 长征路上，毛泽东为什么比明、张国焘正确呢？因为毛泽东比他们了解的历史和国情，张国焘的知识多是书本上的知识，又有许多骄人的头衔和光环，个人度膨胀，这样就不容易做到实事求是。1935年6月毛泽东告诉张国焘的南下案会使红军“成为瓮中之鳖”[36]；而张国焘则反唇相讥说“决不会做瓮中之鳖”[37]。毛泽东讲的是经验，张国焘说的是逻辑。显然张国焘对四川的地缘政的知达到点。但张国焘有兵有权，那怎么办呢？只有与湘江之后的经历样，再让实践检验。1965年毛泽东在重上井冈山的路上告诉身边的同志：“战争时期，检验路线的正确不正确，比较容易，明说自己的路线正确，根据地是整片整片失去嘛！张国焘说自己路线正确，八万人过了两次草地，大队伍被得七八落。和平时期检验路线的正确不正确，要难得多。”[38] 为了“改造与世界”，早在1926年毛泽东就注意对地缘政研究。他在六届农民讲习所曾主讲过地理课[39]，他讲述学习地理与革命工作的关系。要求学员除对全国的地理概况有所了解，对本省的山川形势、人情风俗习惯，以及地理上给予政的影响等，也都要了解[40]。1970年12月，此时，毛泽东注意到林彪“篡党夺权活动”的企图，调任李德生为北京军区司令员。他问李德生：“你看过顾祖禹的《读史舆纪要》吗？这是部军事地理的参考书，要找来看看，先读有关华北部分。你知道北京为什么叫燕京，北京早的居民点在哪里？当北京军区司令员，要了解北京的历史地理，了解华北的历史地理。”[41] 关于四川这个地，我跟大说说，大看地图，四川这个地是个口袋，有个好处，属盆地地貌。我在《地缘政论》那本书里就谈过这个问题，盆地内部相对平坦，人生活比较好，发展比较好，但是重庆是个封口，汉中是个封口，汉中北面又是东西走向的秦岭。如将汉中、重庆两个口子封住，谁也进不了中原。这就是毛泽东说的“瓮中捉鳖”的意思。所以刘备入川后先拿汉中。不幸的是，拿下汉中后又失了荆州并由此错失了由荆州北上与汉中东出部队会的战略时机。刘备死的时候在白帝城，为什么在白帝城？他通过夷陵战败知道蜀都不可立于成都，应该立在重庆。白帝城位于瞿塘峡口的长江北岸，今属重庆奉节县。刘备在夷陵失败后明白重庆的重要。当时他已占了汉中，如再卡住重庆，那就巩固了对出川进入中原的要地荆州的控制。明白了这些，就明白了为什么重庆是直辖市，为什么汉中归陕西，这都是国理所需要的地缘政知识。毛泽东明白这点，也了解历史上蒙古大军数度入川后的死生艰难，但张国焘不明白这些，个人又很膨胀，根本听不进去毛泽东的忠告。先要南返，后又勉强北上后与中央分道西折新疆。结果张国焘西进部队几乎全军覆灭，而跟着毛泽东进入陕北的红军，在“西安事变”后日益壮大。 长征路上毛泽东与明和张国焘的路线斗争以及毛泽东的正确路线在短短的年时间里将党从溃败境地带向与国民党联手进入全国抗日的生死经验，使全党很快认识到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是可以依赖的引全党走向全国胜利的思想，这个思想在党的七大上便被全党公认并命名为“毛泽东思想”。 我党找到成功将马列主义与实际相结的毛泽东思想很不容易：前面是蒋军堵截，后面是军阀围追，路尽是枪林弹雨。1964年3月24日，毛泽东在与薄波等同志谈到《毛泽东选集》时说：“这是的著作。”[42]的著作，也是在泊中找到的真理。残酷的革命实践让共产党以快速度接近并找到真理。我们现在也有人走长征路，手中举的是红旗，心里想得是旅游，没生死危险，就体会不出什么是长征，什么是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思想的特点是什么呢？重要的是理论结实际，它地扎根在唯物论和辩证法之中，这两点又可归结为实事求是。实事，是具体事物，这是唯物论，求是，是具体事物中的真理，这就是辩证法。真理总是具体的，明和张国焘与毛泽东争得不是真理是什么，而是哪里的真理。毛泽东说的是的真理，明说的是苏联的真理，而张国焘说的则是个人的真理。这就是差别。1958年4月2日，毛泽东在武昌东湖会见外国友人时说：“个国总有它的特点，不适这个特点的东西就行不通。”[43] 理论结实际，用咱传统的话说就是“经世致用”。人在灾难的时候，思想就与实际结的密切；反之，人的思想就“饱暖思淫欲”，要胡思乱想。 在历史上凡是脱离实际，国有灾难。东汉后期，整个儒学都垮了，为什么垮？空谈名节，不解决问题。这时的儒学是被歪曲了的儒学。其实上升时的儒学是很好的，孔子本人的思想是带刀子的，西汉董仲舒把孔子弄成长袖大褂、阿弥陀佛状，这不是孔子的原型。孔子有两个学生，个是子路，个是颜回，子路是干嘛的呢？子路是舞枪弄棒的，这是枪杆子，颜回是笔杆子。枪杆子、笔杆子，干革命靠这两杆子。孔子也知道这个道理。孔子当宰相七天就了少正卯。少正卯这个人类似今天的“公知”，处士横议，没有建设，尽是负能量。知识分子有很多优点，但脱离实际的缺点也很突出，孔子反对的就是这个。毛泽东看得明白，他在读史时写下批语：“儒非徒柔也，尤为伪者骗也。”[44]“其教孔孟者，其法亦申韩[45]。”[46]我们现在宣传的那个“孔子”有许多内容是董仲舒“修正”后的，也是毛泽东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批判的。1973年毛泽东告诫郭沫若：“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实秕糠。”[47] 汉朝以来的“孔子”是被歪曲的孔子，它误了不少知识分子。三国里面的杨修即是例。杨修生于东汉末年，小聪明，但没有建设。曹操在门里写个“活”字，他能看出是“阔”，也就这本事。将他与曹操麾下的郭嘉比，就有了泥云之分。郭嘉在曹操统北的事业中出了不少经世好主意，他有些像在统六国中起了大作用的秦朝李斯。曹操有些像朱元璋，看到东汉为文人空论所毁，对脱离实际的酸腐文人很厌恶。他需要有经世致用精的知识分子。杨修属于后者，罗贯中对他惺惺相惜，贬低曹操，原因是罗贯中也是杨修式的人。罗贯中是元末明初人，书称他“有志图”。1356年他入农民起义军张士诚麾下，主张不纳便离张而去。1366年到杭州后埋创作《三国演义》。这本书中动人，也是害人的章节是“刘玄德三顾茅庐”[48]那部分。为什么？罗贯中从政欲望不减，但又不想自己找上门，希望皇帝──可能就是朱元璋──来请他，请次都不成，还得找三次。结果他至死也没有等到这天。与孔子的命运相似，本想当政的他不想却当了的小说。《三国演义》中诸葛亮的形象被写的比刘备还大上、是刘备离不开的智囊人物。为什么这样写呢？罗贯中在自比，暗示自己对新皇帝的重要。古今知识分子有点本事就膨胀的弱点在此展露遗。 既然是自比，罗贯中笔下的诸葛亮人物形象就大有处士横议、脱离实际的毛病。比较刘备，刘备说要进取中原，人便死在往东的路上。诸葛亮满嘴东进，脚往西跑，后死在不东不西的定军山上。“堪笑书生轻命，每逢险处徘徊”[49]，用陆游这句自嘲的话评价诸葛亮也是适的。书生常说“头掉大不了碗大块疤”，不在乎，但若扣他个月工资他就会跳起来，几天都生闷气；退休不混个局也要抑郁得症。为什么刘备死在白帝城，夷陵失败后他知道了失掉荆州的原因是国都应放在重庆而不是成都。没有荆州的话，占汉中就没有意义了，他就进不了中原了。事实上，自从刘备夺荆州失败并因此去世后，诸葛亮的北伐，尽管有《出师表》那样的慷慨悲歌，始终没有走出汉中。刘备率军东取荆州是关乎蜀国生死的大战略，诸葛亮名士作派，在皇帝败后还在成都摇扇子，耍小聪明，不主动前去勤接驾，这不是不靠谱吗？《三国志》上说“章武三年（公元223年）春，先主于永安病笃，召亮于成都，属以后事”，也就是说，诸葛亮是从成都被召到白帝城的。若不召他过去，他还在成都拥兵等皇帝到城下叫门，这不是政不坚定吗？所以刘备见诸葛亮时先讲权力交接事，是在考验诸葛亮，对他不放心。“惟工书，名过其实”[50]，这是陈寿对诸葛亮之子的诸葛瞻的评价，有其父有其子，这个评价用在诸葛亮身上也不为过。 所以说，同学们在读书时不要学杨休、诸葛亮式的“名士”范，要学习毛泽东去伪存真，学以致用的学风，不然就学歪了。周勃是西汉开国大将，战功卓著，刘邦死前吕后问宰相人选，刘邦说：“安刘氏天下者勃也”[51]，毛泽东赞扬周勃“厚重少文”[52]，今天我们同学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培养“厚重少文”的精，此则不能在未来承担建设国的重任。 搞唯心，要亡国。战国时齐国搞“稷下学宫”，这相当于今天的研究生院。齐国为什么搞文化搞得那么有声势，有钱，盐。因为那个时候谁有盐谁就有钱，就和今天石油的中东国差不多。盐是稀缺产品。管子说：“国盐则肿，守圉之国，用盐甚。”[53]守圉之国，就是不能产盐的内陆邦国，它们对盐的需求特别大，据说黄帝和帝在阪泉的冲突就是为了争夺盐池[54]。所以战国时齐国盐发大财，有了钱干什么呢，搞“文化大国”。秦国则不同，它搞经世致用的学问。秦国把“薛蛮子”“秦火火”之类不着调的人都赶走了，赶到哪去了，多到齐国去了，齐国都接纳。秦国用了谁？商鞅、李斯。韩非子人被了，但他的学问用上了，这些都是厚重少文、经世致用的学问，秦国由此崛起。秦国是“立庸君以弱晋，得城池而强秦”[55]，把寄留在秦国的各国的君主的孩子们教成戈尔巴乔夫式的脑残人物，将他们都送回本国，扶上座，很像大英帝国时在世界其他地比如在印度、南非、香港等殖民地区的做法。当时秦国干嘛呢？给齐国送黄金，鼓励齐国搞“课题”，送“课题费”，就像今天美国人给我们些人课题费样。秦国鼓励齐国研究“白马非马”之类的不靠谱学问。“白马非马”研究对训练人的思辨能力是有意义的，但是对于国理政的实践却意义不大。战士仗骑马，你说“白马非马”，这怎么。说是敌人又不是敌人，这又怎么仗。 前阵，关系学中流行所谓“建构主义”，对重大的国利益认知不从生产关系和生产资料的占有去考察，而是从“社会中经过国间长期互动固化的认同符号和共同观念”[56]中去考察，说苏联解体“其原因不主要是苏联自身实力的衰落，而关键在于苏联的政认同与身份定位有了很大的变化”[57]，这不是开玩笑的吗？靠想象建构对象，说你是敌人，我建构你就不是敌人了，那是没有饿肚子，是小资的矫情。我上课给同学说，不要说建构敌人，你先给我建构个男朋友试试？ 刀子并不是用来炫耀的“符号”，而是用来争“馒头”的工具，“馒头”对国就是资源，对阶就是生产资料。巧妇难为米之炊，“手中没有把米，叫鸡都不来”[58]。欧洲上古史的罗马与希腊的命运，类似于同时段的秦国和齐国。黑格尔说：“束缚就是罗马人的宗教；相反的，希腊人把自由的幻想的欢欣当作宗教。”[59]这里的“束缚”如译为“纪律”就比较贴切。战国时的秦国力行铁统，齐国则玩“百花齐放”，结果当秦国大军抵至齐国城下时，齐竟不战自降。那才真是： 君城上竖降旗，妾在宫哪得知。 十四万人齐解甲，宁个是男儿。[60] 齐国之亡，与苏联亡国很像。脑残了，搞唯心论。学问研究不好会把脑子搞坏的，所以毛泽东说：“学问再多，向不对，等于用。”[61] 3.毛泽东思想是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批判地继承 唯心论盛行时，唯物论也会出现有力和抵制。实事求是就是东汉时提出来的。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因为此时知识界太脱离实际了，空讲名学。名学，用今天的话说叫“惜羽毛”。这个毛病在东汉末期尤其严重。国亡了，就知道光惜个人羽毛是没有用的。所以朱自清说：“向来论气节的，大概总从东汉末年的党祸起头。那是所谓处士横议的时代。”[62]罗贯中笔下的诸葛亮、杨修乃至罗贯中本人及其作品很有些东汉名学遗风。 东汉之后，宋朝也是个学风严重脱离实际并由此亡国的朝。宋朝的GDP在当时是世界[63]，有些像战国时的齐国，富裕却弱智。为什么？那时的学问受唐末禅学的影响。 理解宋朝的意识形态就有要在这里与大说说“禅”。禅宗的学问可以说是东汉之后的魏晋玄学与佛学杂糅的结果。我写了本《基督教佛教兴起对欧亚地区竞争力的影响》中里讲过这事。东汉时佛学进了，它与同期进入欧洲的基督教样，也是有政诉求的，也要与国分权。基督教到欧洲那边去是赤裸裸地要夺权，他们曾夺取了半天下，可佛教到没有达到它的政目的。与进入法兰西平原的查理大帝承接罗马帝国的外衣和基督教意识形态的需求样，北的鲜卑人进入北后也需要自己的意识形态，但他不能用儒学作为鲜卑人的意识形态，因为用儒学他们就被汉化了，于是就请来了西来佛教。当时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对佛学和佛僧们特别的尊重，受到尊重的佛僧们就有了日益膨胀的野心。有次太武帝出师平乱，路经长安在僧庙发现藏有兵器，疑其反心，北魏太武帝便对佛教开始镇压[64]。但镇压后鲜卑人还没有可以与南儒学相匹敌的意识形态，没办法，后面的皇帝又把佛僧们再捧起了，让他们拥有大量的寺庙房产、地产，钱多了有的还放利贷。当时寺院财产已占国财赋的三分之[65]。这时佛僧们从政欲望萌复，以至他们利用国给予佛教的“优惠政策”，以众多寺院为基地发展出有如少林寺那样的带有武装质的佛僧力量，这已悖于佛学教义。北齐时佛僧们干政日[66]，这引起北周武帝警惕，周武帝发起的场声势浩大的二次“灭佛”运动。由于这次事件主要发生于建德年间（公元573—578年），佛史称之为“建德法难”，书称“为期虽短，而政令至为严酷。北寺像，扫地悉尽。僧徒流离颠沛，困难莫可名状。或以身殉法，或隐迹尘俗，或遁匿山林，或入通道观。”[67] 隋之后，反复受到击的僧界与世俗政权的关系开始好转。晋杨广即后来的隋炀帝还拜天台宗始祖智顗为师[68]，二人关系好的就像今天的“哥们”。但到隋末时，佛僧们却成了帮助李世民反隋的重要力量。大知道的少林寺就是由于助唐反隋有功，才能在唐朝成为段佳话。但从另面说，武力助唐也是干政，唐太宗明白，佛有能力反隋，也会有能力反唐。所以唐太宗对佛僧是限制使用，止它干政。说我姓李，我只能信奉道而不是信佛。道鼻祖是老子，老子姓李名耳，字聃（dān)，佛只能在道之下。李世民国理政用的都是儒生。为什么呢？因为儒学不是宗教，儒学重现世，只有现世崇拜，这就是“忠君报国”，“患”字就反映了这个思想。个中心为“忠”，两个中心为“患”。个国若有两个，这个国就麻烦了。为什么说我们党员不能信宗教？你想个人心里若有个耶稣，白天还要过党的组织生活，怎么过？这不内心架嘛。西与不同，西边是天主教主，另边还得忠皇帝，这造成了西人心分裂，从而致国的撕裂，天天为众而战，统不到块儿。因此欧洲大陆的版图很有点“微积分”，度破碎。破碎了就架，两次世界大战发生在欧洲非偶然，微积分学科出现在欧洲也非偶然。人不存在这个问题。 人讲究的是和文化，和与不同，和，《廣韻》順也，谐也，不坚不柔也。《书·尧典》协和万邦。，《说文》，口也；《玉篇》同也。人强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所以重“和”轻“”，比如说“苟”等。人不求“苟”，不求二分。这点可从对数字的偏中得到反映。人喜欢“”，反感“二”，比如“以贯之”“忠贞不贰”等。“二”在文化中多是贬词，说这个人缺心眼就说他特“二”，说人不忠就说“有二心”，说这人莽撞，就说他“二百五”。人表达“二”的意思时常说“对”，说“双”，说“俩”，说夫妻双双把还，成双成对，说“哥俩好”，人说个忠心为“忠”，两个忠心为“患”。这些都是对立统。西人热迷康德的“二律背反”[69]。 唐朝佛僧们并不满足其“少林”虚名，在武则天建周时，支持武则天的改制，又干政了。武革唐的做法不可能得到儒的认同，武只有从佛门寻求支持。而此时的佛僧们前所未有地发挥了能动，其间表现突出的是武则天为青睐的华严宗。如果说隋朝时的天台宗只是配国的话，那这时的华严宗则走向端，以为积的姿态参与宫廷斗争，为“武皇革命”头阵。武则天垂拱四年（公元688年），武承嗣伪造载有“圣母临人，永昌帝业”[70]的瑞石。部分佛僧对此心会并于次年（载初元年，公元689年）秋七月，有“东魏国寺僧法明等”[71]沙门十人伪撰《大云经》，“盛言皇授命之事”[72]；“言太后乃弥勒佛下生，当代唐为阎浮提主”[73]。现存敦煌《大云经皇授记义疏》中有为武则天改朝造势、化武则天的内容。但是，积参与武则天取代李唐的运动并没有给本已获得很大发展的唐佛加分，相反却为佛门引来了为严厉的唐武宗“灭佛”运动，史称“会昌法难”。 唐武宗灭佛很，但不端。人对待宗教的态度与西不样，西对“异教徒”是赶尽，不这样，求和而不强，只是限制其负面的东西，保留其正面的东西。在制度上权通过对佛僧剃度和封号标准以及生存空间即寺院规模的控制，将佛教仅仅限制在“学术”的范围，由此牢牢地将佛事掌握在自己手中。潘桂明等学者认为，这“实际上也是整个五代朝对佛教的基本态度”[74]。 经过这番“否定、肯定、否定”的过程，统者终将多元意识形态中的积内容融于以“忠君国”为使命的儒学，宋时融儒释道三为炉的新儒学的出现标志着这个过程的基本完成。佛教主流也从隋时与国作的天台宗到武周时富有张力的华严宗后归位到主张自我心灵反省的禅宗。那些曾经激进入仕的僧人则转向“舍身臂炼指，钉截手足”[75]的异端，尽管不是主流，但它还是“面反映了佛教自身的衰落，另面又包含着对现实人生的厌倦和否定”[76]。毛泽东说：“宋明理学是从唐代的禅宗来的，从主观唯心论到客观唯心论。”[77]这话讲得非常刻。 禅宗的特点是什么呢？这讲起来比较复杂，但讲的通俗些就是将道学说中理的相对论思想限放大并发挥到致，道多地用这种思想解释自然，部分用于人类社会，禅宗则用它改造了人心：比上不足，比上有余，世界就好像卓依婷演唱的那《故事里的事》，“说是就是不是也是”，“说不是就不是是也不是”。这歌充满禅思，听多了，人就不担当了，就没有立场了。但它也有个好处，能让人解脱痛苦，或者说痛苦的心可以得到麻醉。从这个视角大看，苏轼的那《题西林壁》与卓依婷演唱《故事里的事》，异曲而同工：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我们要从政角度解释，就可看出问题：说你是个宋朝人就是宋朝人，说你不是宋朝人，就不是宋朝人。为什么你把你当成宋朝人，是因为你把你当成宋朝人，你不把你当成宋朝人你就不是宋朝人。如果这样，你怎么仗呀？肯定不仗了。鲁迅笔下的阿Q人物形象是禅宗在清末民初时由学问堕落为滑稽的反映，这与今天曾喧哗时的美国新自由主义在已由学问转为滑稽所经历的路径大体相似。 苏轼去世于1101年，26年后，即1127年宋朝便遭遇了“靖康之耻”，北宋由此亡国。大比较下发生在1127年宋朝的“靖康之耻”和发生在1449年明朝的“土木之变”，没有定的北宋人“横看成岭侧成峰”，在金军的攻击下不堪击，宋徽宗、宋钦宗被俘，北宋灭亡。明朝人在于谦的带下战胜了北瓦剌大军的南犯，于谦的冒死担当保住了北京，大明朝又延续了两百多年。 那是不是宋朝人就没有立场呢？也是有的，宋人的立场就是“天理”，天地宇宙，理而已。这个“理”是什么呢？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普世价值”。就是说只有共没有个，只有普遍，没有具体。其结果，民族、国的个没有了，没有个的“立场”只有才有。1973年7月17日，毛泽东接见美籍华人物理学杨振宁时说：“我那篇文章，叫《矛盾论》，其中段叫‘矛盾的特殊’。矛盾的普遍并不单存在，就存在于特殊之中，人类是看不见的，看到姓杨的、姓周的，看到大人、小孩，但是看不见‘人’。”[78] 北宋人天天空说理学而不求实际，这种思想再有禅宗的相对论思想从侧面波助澜，致“靖康之耻”以及随后的宋人偏安苟且的孱弱命运。 历史是自然与自觉的统，许多时候人心还是很重要的。南宋诗人刘过[79]在《龙州集·襄阳歌》诗中提出“人定兮胜天”，意思是人只要坚定才能胜天，人要不团结就不能胜天。为什么南宋人能有这样的思想，因为他们的遭遇使他们知道北宋灭亡的问题所在。北宋搞唯心，玩虚活，玩虚就亡国。有意思的是，在当下，禅学和“普世价值”又双双在涌动，其中还有台湾地区“禅学大师”进，有段时间还曾形成相当的声势。如任其泛滥，其前途宋朝已有前辙，清末现恶果。 封建时代的知识分子的文化觉醒和自觉从什么时候开始，般说来是从阳明（1472年—1529年）开始。但在此之前的北宋的司马光（1019年—1086年）、南宋的朱熹（1130年—1200年）等所做的思想铺垫万不能忽视。 宋代哲学成就曾达到了很的水平，与此同时，人的认识离实际却是渐行渐远，唯心主义成了意识形态的主流。北宋（960年—1127年）末期周敦颐（1017年—1073年）及其学生程颢（1032年—1085年）、程颐（1033年—1107年）将“太”之说至普世“天理”，认为理先于事，天下只有理[80]。这时的“理”，类似今天些人讲的所谓于具体国情的“普世价值”。这致宋代政学两界空论风盛：为事者“不事其本，而先举其末”[81]，为政者则“好同而恶异，疾成而喜败”[82]。人取仕途功名的路径与实际经验严重脱节[83]，这使国许多官员的政见识多流于“纸上空谈耳”[84]。苏辙（1039—1112）曾向皇帝痛陈： 今世之取人，诵文书，习程课，未有不可为吏者也。其求之不难而得之甚乐，是以群起而趋之。凡今农工商贾之，未有不舍其旧而为士者也。为士者日多，然而天下益以不。举今世所谓居不事生产，仰不养父母，俯不恤妻子，浮游四，侵扰州县，造作诽谤者，农工商贾不与也。祖宗之世，士之多少，其比于今不能二也。然其削平僭乱，创制立法，功业卓然见于后世，今世之士，不敢望其万也。[85] 这种现实与盛唐时那“纨袴不饿死，儒冠多误身”[86]的情势形成鲜明反差，而与目前大学生蜂拥直考国公务员的情势及其后果却十分相似。 脱离实际的学风和唯心主义的意识形态也对宋朝的军事力量造成致命的影响。北宋仁宗庆历三年（1043年）御史中丞贾昌朝《上仁宗备边六事》痛陈军界乱象： 太祖初有天下，鉴唐末五代镇武臣、土兵牙校[87]之盛，尽收其权，当时以为万世之利。及太宗所命将帅，率多攀附旧臣亲姻贵胄，赏重于罚，威不逮恩，而犹仗灵，稟成，出师御寇，所向有功。自此以來，兵不复振。近岁恩幸[88]子弟，饰厨传[89]，沽名誉，不由勋，坐取武爵者多矣。其志不过利转迁之速，俸赐之厚尔，御侮平患，何望於茲？然乘边鄙事，尚得以自容。昨西羌之叛，骤择将，鳩集士众，士不素练，固难指纵[90]，将未得人，岂屡易？以屡易之将驭不练之士，故战致败。此削镇兵权过甚之弊也。且亲旧、恩幸已任军职者，便当为将，兵谋战法素不知晓，旦付千万士卒之命，使庸人致之死地。此用亲旧、恩幸之弊也。[91] 文恬致武嬉。宋末将军们多由近亲宠幸繁殖，“饰厨传、沽名誉，不由勋，坐取武爵者多矣”，这些人不思武备，胸大志，“其志不过利转迁之速，俸赐之厚尔”。如将千万士兵交到这些庸人手中，“将致之死地”。 《资通鉴》在北宋的出现是对当时唯心空论的强烈，它标志着知识分子思想认识大转折的萌动。司马光感受到空谈普世价值（即所谓“天理”）给国带来的危险。他虽身系朝政，却仍力回天，奈只有将自己对国前途的忧虑寄托于笔下。在司马光笔下的《资通鉴》，“取关国兴衰山东橡塑胶厂，系民生休戚”的历史事件，其目的是“监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92]全书因事命篇，直面矛盾，以周天子致国分裂、诸侯雄起的政策失误开篇[93]，记载了长达1362年的历史，个故事滩，没有口号，大话，空话[94]。它犹如暗夜里闪电，晴空中惊雷，与当时那严重脱离实际、空论普世理学的学风[95]形成强烈的对比。尽管《资通鉴》没有警醒沉湎于诗词书画中的宋代朝政，甚至没有警醒做秀成瘾的明代朝政，但它警醒并挽救了中华民族。明亡后，大凡有作为的政，案头选多为《资通鉴》[96]。其中那经世致用、不尚空谈、实事求是的学风，为后来那“天等于二十年”[97]的迅猛崛起奠定了认识论基础。 朱熹诞生于宋朝南迁的三年即1130年（建四年），知识分子的亡国之痛自然伴随他的成长和学习经历，绍兴十八年（1148年）春，朱熹入都科举，中佐榜五甲九十名，准勅赐同进士出身；绍兴二十年（1151年），朱熹再次入都铨试中等，授左迪功郎、泉州同安县主簿。这时的朱熹与少年杜甫那“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经历相似，同样怀着“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98]的伟大抱负，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宋孝宗即位，诏求臣民意见。年仅32岁的朱熹应诏上封事，力陈反和主战、反佛崇儒的主张，详陈讲学明理、定计恢复、任贤修政的意见。隆兴元年（1163年）十月，朱熹应诏入对垂拱殿，向宋孝宗面奏三札：札论正心诚意、格物致知之学，反对老、佛异端之学，二札论外攘夷狄之复仇大义，反对和议，三札论内修政事之道，反对宠信佞臣。朱熹的抗金主张没有被采纳，十月，朝廷任朱熹为国子监武学博士。朱熹辞职不就，请祠归崇安。 1178年（淳熙五年），宋孝宗任朱熹知南康军兼管内劝农事。1179年（淳熙六年）朱熹到任。1180年（淳熙七年），朱熹重立白鹿洞书院，1194年（绍熙五年），朱熹在知潭州荆湖南路安抚使任内，又在长沙重建了岳麓书院。决心从教育入手，再造救亡新人。其中重要的是确立“四书”为学生读的科目。1182年（淳熙九年），朱熹将《大学章句》《中庸章句》《论语集注》《孟子集注》四书刊，经学史上的“四书”之名才次出现。之后，朱熹仍呕心沥修改《四书集注》，临终前天朱熹还在修改《大学章句》。朱熹将《四书》定为封建士子修身的准则，“《四书》”构成了朱熹的个完整的理学思想体系。元朝迄至明清，《四书集注》遂长期为历代封建朝所垂青，作为国之本，也作为人们思想行为的规范，成为封建科举的标准教科书。1183年（淳熙十年），朱熹在武夷山九曲溪畔大隐屏峰脚下创建武夷精舍，潜心著书立说，广收门徒，聚众讲学，直至1200年（庆元六年）去世。 与历史上许多曾动社会进步的改革在完成它的使命后便遭遇“否定之否定”命运样，“四书”被列入国科举的主修课目的教育改革，在其初期──尽管它后来也走到自身的反面──对当时的思想进步有着重大的积意义。《大学》将“正心”作为人生事业即“诚意、修身、齐、国、平天下”的对前提，其意义在于要求知识分子在改造客观世界之前先改造主观世界，要求学应先有明确而坚决的立场，而不能有那种“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低各不同”[99]式的相对或说“诚意”的立场。《大学》强调“格物致知”，这是东汉学者班固（32—92）──大概是对西汉（公元前206—公元后23）大衰败反思的结果──提出的“实事求是”的认识法，经北宋普世“理学”的否定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再次得到肯定。 后人将朱熹当作宋朝的理学，确切说，朱熹是宋朝理学的革命。朱熹与德国黑格尔样，黑格尔将被康德“二律背反”散了世界再用“对立统”整起来，朱熹也试图将北宋以禅思为底的理学散了的人心在再用“四书”整起来，他在正统的理学概念中注入了革命的内容，将理学改造为可以国理政的学问。朱熹主张将《大学》与《中庸》《论语》《孟子》这几部重视实际经验的著作并作“四书”，作为国教育和科举的课目，通过“格物致知”──这是“实事求是”的不同提法──的教育，将知识分子培养和改造为可以图存救亡的骨干力量。飘浮在天上的北宋二程理学就这样到南宋时期被朱熹拉到了大地上，这与马克思将飘在天上的黑格尔辩证法拉到德国的大地上历程有些类似。 为什么朱熹会有这样的认识呢？因为他有北宋的亡国之痛，南宋有点正义感的知识分子都不可能坐视半壁江山在沦落北寇之手而不图收复。如果脱离了这样的历史背景，我们就抓不住朱熹思想的要义，就会从“普世”的角度抹朱熹思想的革命价值。 列宁说：“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胜利，逼得它的敌人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者，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100]其实历史上切有成就的思想的命运大体相同。也就是说，他们许多人的思想中的能动的、积的和革命的部分被后来人“修正”为“普世”即人人可以接受的学说。比如孔子、朱熹、阳明等的命运都是这样。 从司马光《资通鉴》泣疾呼，经南宋朱熹教育革命的大力助，封建知识分子有了文化自觉。与朱熹(1130年—1200年)同时代的岳飞（1103—1142）、辛弃疾（1140年—1207年）及稍后的文天祥（1236年──1283年）诗词中已有强烈的抗战精。与孔子、朱熹的命运样，今天我们有些人也把阳明（1472年—1529年）学歪了，把阳明的学问偷换成禅宗的内容，天坐着没事练心，这是对阳明学偷梁换柱式的歪曲。 理论的价值在于时代赋予的问题。与朱熹样，阳明学问的核心是要解决知识分子的立场问题，为什么要“正心”呢？正心就是立场，有了立场才能谈观点和法论。为什么阳明要提出来这个，因为他看眼到明朝空论造成的误国问题，当然这也是北宋普世理学带来的同样问题。 蒙古人对汉人政权的颠覆，特别是英宗正统十四年（1449年），英宗被蒙古瓦剌部所俘，泡沫板橡塑板专用胶朝廷赔款求和这件事情，使明朝知识分子联想起宋靖康之难，他们在反思，为什么每次都是落后民族败所谓的“”民族呢？你说人不行，但人把你败了，后阳明说那是由于人心不正，不正是由于没有立场，立场则人心不定。后阳明就说要正心。正心是什么呢？就是先回答你是谁的问题，这就是立场。正心才能修身。为什么？你有根了，你的人生努力才可能是有矢量和有向的。刚才我说了，的思想只能从土地里长出来，水土养人，也养思想。你是哪的人，你是人，你的双脚就须踩在的土地上。这就是立场。有立场才可能有力量。所以，阳明就说，你要正心，明白你是谁，这是全部学问的基础。 现在教育界也出现了类似问题，讲开放就忘了立场和国。定要出国才开放。评职称非要出国几个月，这不适；出国，没问题，但我们要到基层去，到农村、工厂、部队去。不懂，把西的东西拿过来有什么用呀，你得解决的问题。有次曾偶遇刚从国外回来朋友，告诉我他在想个问题，我问想什么问题？他说在想“我是谁？”我说你是人呀，他回答说那不定。大看，这出国读书读了。我说反正我知道我是人，也知道我为人民服务。知道了自己是谁才能知道朋友和敌人是谁，这样才会有人生的力量。力量是冲着对象去的。没有对手的人生就是标量的人生，标量的人生看似欢快，实则力。动物和人的差别就在这里。大知道力量须有支点，支点就是立场，你没有支点，后面什么都扛不住。横看成岭侧成峰，这是标量的人生，脚底下着滑轮，怎么担当，不担当，国破亡，什么也没了。从这个意义上看，朱熹、阳明都是为人寻找和建立力量支点的人，这才是他们学问的伟大之处，我们也只有从这个面才能读懂他们的学问。 大危亡造成了人的文化自觉。元朝人征服了满腹诗书的宋朝人，北清人又灭了“学问空疏”[101]的明朝人。宋、明这两个富得流油的汉人朝为北强势崛起的马上民族所倾覆，这对知识分子的心理造成很大的刺激，被你看不起的人败了自己，这个时候，汉族知识分子有了文化自觉，此后，文化就有了“经世致用”的向，学问就不再是供文人把玩的艺术品了。 阳明是过来人，知道“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102]，为了让明朝避宋朝空论致亡国的悲剧，决定要从改造明人的认识论入手。从阳明之后，封建知识分子有了文化自觉，其特点是开始拿枪杆子了。阳明就拿枪杆子，黄宗羲、顾武、夫之三个人都拿枪杆子，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左宗棠全拿枪杆子，学问也做得好。司马光泣疾呼，朱熹准备，从阳明始。宋人那种学问不用于实践，只用于把玩，学问人和拿枪人多不融通的现象发生变化，直到近代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知识人都知道抓枪杆子。 近代以来经世致用的学风兴起于湘湖地区，岳麓书院开代新风，船山力主这种学风。早年毛泽东受这种学风的影响并终生提倡这种思想。“实事求是”则是这种学风的基本的要求。1921年毛泽东、何叔衡曾在“船山学社”[103]旧址创办自修大学，现旧址门“船山学社”四字是毛泽东亲笔题书。当时还有种外来的思想，就是胡适带来杜威的思想，杜威的思想也是经世致用，现在咱们把它说成是“实用主义”，翻译上有问题，好象人没有主义似的，不是的。杜威说的是果产生真理，真理是从果、用来说的，这就是实践。为此，1954年12月28日，毛泽东在给李达的信中特别叮嘱：“在批判实用主义时，对实用主义所说的实用和果，和我们所说的大体同样的名词，还需加以比较说明，因为般人对这些还是混淆不清的。”[104] 二 毛泽东思想使人民站了起来且立于不败之地 个民族在上升的时候，都是重实践的。像英国培根的实验主义也是这样。我们这个民族也是这样。青年毛泽东在北大见过胡适。可以将它看作传统的经世致用的思想与美国的实用主义传统在北京大学“撞脸”，为什么说“撞脸”，因为他们只是在法论上相似，但在本体论上还是对立的。毛泽东要建立的是人民当做主的社会主义国，而胡适要搞资产阶共和国。后来毛泽东和明的争论不是主义之争，是问题之争，即共产党搞的共产主义是的还是苏联的？这是问题的要害。后来毛泽东直坚持的是的共产主义。解决问题就应有法和道路。当时毛泽东说的话陈秀、明等党内大佬听不进去。没办法，只有交给实践检验。1927年“四二”检验次，1934年“湘江之战”检验次，后到长征路上与张国焘在路线选择上又检验次。经过这几次生死检验，大才认识到毛泽东思想。为什么毛泽东思想于其他思想，因为毛泽东思想是扎根的土地中的思想，是符国情的思想。 植于实践的毛泽东思想具有鲜明的唯物主义和实事求是的本质特征。唯物主义强调人民和实践。毛泽东批评明不知道人走路要靠脚，不知道人要睡觉，不知道人要吃饭，还不知道子弹会死人。为什么会是这样？因为明是从学校玻璃窗子里和状堆里长大的。他就没见过流牺牲这些东西，这你怎么搞阶斗争呀？阶斗争是你死我活的。看了明的弱智，特别是看了后来的赫鲁晓夫国理政的乱来，毛泽东要求在全党进行历史唯物主义教育，用实践的法培养未来的接班人。现在我理解了毛泽东叫我们上山下乡的意义。我记得是1975年下乡，现在回头看补这课太重要了。毛泽东当时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毛泽东自己也是这样过来的。1961年赫鲁晓夫与艾森豪威尔握手，说要共同统世界，1962年又跑到古巴搞弹危机，伸手了美国耳光。毛泽东说赫鲁晓夫没有章法，断定他长不了。同时毛泽东也在想如何让自己的国避出现这种“二百五”干部，于是就搞了教育革命，搞上山下乡。 苏联的干部直是考学上来的，但这样的人才成长机制好看不中用。大到紫竹园观察下竹子，会发现从根部起，节如果很长的话，这根竹子长不。与人样，节本科，二节硕士，三节博士、博士后就不长了。粗壮大的竹子都是根节密的，这说明它是压出来的。人也是样的，直接考学出来，不经压力，犹如袋面粉，上面压点东西就成了半袋。怎么办？撴撴。上山下乡就是让我们的知识青年撴撴，农村这撴，我们撴出优秀人才来了，今天为共和国担大梁的大多都经历了那次上山下乡运动。 我们下乡时曾有过怨言，但今天自己到了天命之年才体会出毛泽东同志在人才培养问题上的谋远虑。苏联的干部没有这“撴撴”的经历，结果人不撴，国被撴解体了。但坏事变好事，这撴，撴出个普京来。不经灾难，不出人才。为什么美国衰落呢？它的人才成长机制也有苏联的问题。美国小布什二百五，戈尔巴乔夫也是二百五。1991年，撒切尔在美国休士顿有个讲话[105]，意思是苏联经济上是计划经济，西自由经济搞不过它。借助计划经济，加上特的精和物质刺激手段相结，苏联的经济发展指标很。苏联丰厚的自然资源如果加以理的运用，那么苏联有可能把西国挤出世界市场。那怎么办呢？撒切尔说，对其制造内部问题，找代理人，找谁呢？她说这个人就是戈尔巴乔夫。撒切尔说，安德罗波夫逝世后，经过他们帮助的戈尔巴乔夫可以继任，借助他可以实现他们的想法。撒切尔的智囊对戈尔巴乔夫的评价是不够谨慎，容易被诱，其好虚荣，还与苏联政界大多数精英关系良好。什么叫精英，这在今天的就叫“公知”。在讲话结束时，撒切尔语道破天机说：“事实上苏联已经解体了，不过在法律上苏联还存在。我负责任地告诉诸位，不出个月的时间，你们就会听到法律上苏联解体的消息。”当时苏联还没有解体，撒切尔为什么敢这样说？看戈尔巴乔夫就知道了。2008年美国给戈尔巴乔夫个“自由大勋章”，老布什拍手向戈尔巴乔夫祝贺：谢谢你帮助美国把苏联干掉了。戈尔巴乔夫竟然接受老布什将这枚勋章挂在自己的脖子上。
2008年9月18日，美国国宪法中心，美国前总统布什向前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颁发“自由勋章”
20世纪90年代，自毁国的为什么是苏联人？其中重要原因之就是苏联的教育失去了劳动实践这重要环节，以分数、状、表扬等形式上的标准作为干部晋升和人才选拔的标准，这样干部就养成了“娱乐化”“贵族化”“精英化”的意识，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上了大学，不想和工人划等号，要做工人贵族。”[106]这种意识致他们与劳动人民越走越远。其结果是在苏联解体时全民动于衷，因为这个国与人民的命运没了联系。 戈尔巴乔夫这个人真是傻到了。把自己的国干倒了，还给人美国人数钱。苏联解体，戈尔巴乔夫的夫人赖莎就去世了。她可能知道自己错了，心理承受不了巨大的内疚与痛苦。有思想的人要么早逝，要么长寿。前者多是“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107]，后者大多通透世事。你若与农村90岁以上的老太太谈话，你会发现她们简直就是哲学，没有她过不去的坎儿。倪萍写《姥姥语录》[108]，我发现她把这书写完，她自己就像姥姥了。看来她姥姥才是她的思想师。 马克思说教育须和生产劳动相结[109]，毛泽东又补了句：教育须为产阶政服务[110]。经历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生的重大事件后，就能体会出毛泽东同志搞教育革命的良苦用心。今天我们的教育不能忘记我党“教育为产阶的政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111]的教育针。我们的学生和教师不能光想着搞所谓“纯学问”，惜羽毛，热衷演说时的掌声、鲜花和霓虹灯光。现在些文人热捧“民国范儿”，岂不知，民国时，国破亡，南京大屠的时候，举个奥地利旗都能保命，举个中华民国的旗就保不了命。这时的“学者”还有意义吗？罗马人横扫地中海时，有人说罗马人统不了地中海，因为他们没有文化。罗马人回答说，把你们统了，我就有文化了。后很多地中海的哲学、文学、艺术都在罗马人中当奴隶。那个断臂美人维纳斯，原是希腊美，后来成了罗马美，为什么，罗马人赢了，成为了统者，断了只胳膊也好看。胜利者怎么都好看，在白人文化为主流的今天，可以假设，如果近代史是非洲人开辟的，工业革命发生于非洲，鸦片战争是由非洲人赢的，请问化妆品今天是黑的还是白的？我认为，定是黑的。因为颜本意义，有意义的是其中的喻意。近代史如果是黑人开辟的，工业革命如果发生在非洲而不是欧洲，那今天就电视里就没有“美白”广告，而肯定是“美黑”广告，黑就会成为华贵的象征。毛泽东说各种思想不上阶的烙印，审美也不例外。 1793年英国马戛尔尼使团来为见乾隆帝时半跪还是全跪问题争执不下，，到1901年大清国与列强签订《辛丑和约》时，已就不存在全跪还是半跪的问题，而是谁向谁下跪的问题了。此时，人在西人眼中成了“”。为什么？亡国了，败了。败了，整个财富就让人弄走了。亡国了，你个人声誉，什么“学者”“大师”，有什么用呀。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重，要把国看重。有人说，“我就是我”，怎么可能呢？你先是你父母的孩子，人出生，他的社会关系就被绑定了。成人后，你须是某国的公民。拿着身份证，又要当“世界人”，这是小资的矫情。人的发展不可能脱离国的发展。钱学森就明白这点，在美国搞原子弹不可能对准自己的祖国。钱学森离开美国时受到美国的迫害，可强大后，又得到美国人的尊重。1950年，钱学森准备回国时被拦住并被关进监狱。可在中美正式建立外交关系的当年，钱学森获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杰出校友”，但钱学森没有到美国去接受这份荣誉；2001年90岁生日时，钱学森在美国的好友受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校长的委托，程到北京将“杰出校友”的状和章当面颁发给钱学森。美国人放下身段真是由于折服钱老本人吗？有这面的成份，但关键是已不可战胜。看看巴基斯坦、伊朗等国的核物理学的命运，我们就会明白这个道理。 我说过，美国的朋友是不败的敌人。1972年，曾是反共斗士的尼克松就放下身段要见毛主席。会见时，尼克松口个“主席”，对毛主席很是折服，身段放得很低。这说明尼克松懂道理。且不说毛泽东的文采，人路上就没有过败仗，并且带个党和个国的人民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走向强大。对这样的对手你若不尊重，那只能说你了。1954年周恩来参加日内瓦会议，西为什么对周恩来是这样尊重，这仅仅用“富帅”“净白美”是解释不了的。现在有人开始讲“身价”，动辄说某人“身价过亿”，这让人真正体会到了“没文化，真可怕”的含意。
人的“身价”要有也只能是那种贵和不屈的精。为什么周恩来在1954年受西人尊重，那是1953年7月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把美国趴了。美国，特别是人美国人，这在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时是让人不可思议的事。但人敢并且赢了。1972年尼克松访问，他知道毛主席战争年代养成了夜晚工作习惯，提前个月昼眠夜作进行练习。当听到周总理说主席要见他时，尼克松仅带了基辛格和温斯顿·洛德来到毛主席的书房。学着周总理称毛泽东为“主席”。基辛格在会见时问：“主席正在学习英文吗？”毛泽东说：“我听说外面传说我正在学英文，我不在意这些传闻，它们都是假的，我认识几个英文单词，但不懂文法。”翻译对基辛格说：“主席发明了个英文词。”毛泽东接过话说，“是的，我发明了个英文词汇 papertiger。”基辛格马上对号入座：“纸老虎。对了，那是指我们。”[112]宾主大笑。 这就是我们的毛泽东。1953年7月，毛泽东生生把美国趴在三八线上。有人说，到三八线不能说明美国失败，多是平手。问题是当时我们的警告是以美国过不过三八线为底线。麦克阿瑟怕谁呀，整个个“愤青”，他与小布什都与明样“不知道人要走路，不知道人要吃饭，不知道人要睡觉”，指挥战争几乎跟上帝样，看的都是平面地图，指哪哪。为什么？干子弟、富子弟、富二代、富白美，他爸是“李刚”，就这本事！毛泽东这代共产党人，是真正在战争中洗礼出来的，人在朝鲜战场上出威风，西人就认这个。 百多年来，我们受尽了屈辱，为了摆脱这种屈辱，开始学人英国，被英国，学日本又被日本，其间也学苏联，在湘江突围中差点被李德从苏联学来的指挥知识弄得全军覆没。这次次挫折让我们明白了：不能跟别人，得走自己的路。在这样的语境下才出现了“道路”。在这条道路上，1955年，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东南亚国给周恩来拍手，并不是由于周恩来有范儿，也不仅仅是他会讲演，都不是，真正的原因还是我们新把美国趴了。2016年杜特尔特改菲律宾调配美国遏制的政策，来到，其原因类似1955年“万隆会议”时的情势。今天崛起是的，美国衰落也是的。再强调下，我说的“美国衰落”的概念是指作为帝国的美国的衰落，而不是作为民族国的美国的衰落。杜特尔特看到这个趋势，毅然决然来找。如果说1955年万隆会议上的威信是我们出来的，那么今天的威信是人满怀自信地在有特社会主义道路上干出来的。 尼克松、杜特尔特，知大势，有文化，跟握手。那么，世界上有没有不知大势、没有文化的例子呢？也有。大看看这两幅图：
对于二战罪行，德国人在以列跪下认罪了，现在德国成了欧洲中心；你看日本，小泉从靖国社走出来还这洋洋得意的表情，这就没文化了。日本保守势力代言人《读新闻》会长渡边恒雄说：“小泉这个人不懂历史、哲学，不学习，没文化，因为知，他才会说出‘参拜靖国社有什么错’这样傻乎乎的话。”[113]犯了错要认错，这是有文化和强大的表现；不认错还横得不行，这就没文化。前阵有报说，有个煤老板从监狱里放出来，还放鞭炮，让其喽啰去接迎，后又被抓进去。小泉与这煤老板差不多。现在这个安倍就没文化了：连“慰安妇”的罪也不认。真正的人应该护弱抑强，保护妇女，不惹事也不怕事。20世纪60年代，苏联与翻脸，美国又在中南半岛登陆，大有南北钳夹之势。毛泽东说：“有英雄驱虎豹，豪杰怕熊罴。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根本不怕。 我们有毛泽东，有毛泽东思想，得以立足并崛起于世界东。靠什么？靠有钱，不是的，早年希腊人也有钱，宋朝人也有钱，犹太人有钱，但没有挽救自己的厄运。共产党从长征中汲取了不靠天不靠地只有依靠人民的精。现有人解释长征说，红军能走完长征是由于有信仰，这句话没有错，但没说到根上。谁没有信仰，谁不勇敢呀？你说过大渡河桥，找十个国民党的士兵也能过去。如果让国民党走长征，他就走不下来，为什么，都是地主阶的代表，在遍地是穷人的地，你怎么走呀。共产党的信仰是人民，毛泽东说“什么是上帝，人民就是上帝。”[114]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差别在这唯物的内容中而不在表面的唯心比较中。穷苦人民是多数，他们跟了共产党，共产党就没有不胜利的道理。你看到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军缺员的地，就会迅速得到补充。共产党这边是媳妇送郎上战场；国民党那边是抓壮丁，发红包，赏大洋。为什么人民会跟共产党，因为共产党搞土改，将生产资料直接交给劳动者，掉了中间依靠生产资料私有权的剥削者。剥削者越多，劳动者收入就越少。共产党搞土改，国民党士兵就跑到解放军这边了。与生产资料直接结的劳动力叫人民，与生产资料相分离的劳动力叫流民。有尊严的是人民而不是流民。流民可以转化为人民，但在这之前他还不是人民，人民须有生产资料，手里掌握生产资料就能形成劳动，形成劳动才能生活，才能有尊严，这是马克思主义基本道理。直接依靠劳动者并将劳动者转变为人民，则天下敌。商鞅怎么把秦国变成强大的国呢？拿破仑为什么能把法国变强大了呢？其中关键原因并不是他们使用了，而是用将土地不经过贵族直接交给人民了。有人说秦始皇靠残酷，所以战斗力强。错，靠残酷就把战斗力变强，我就不相信。说孟姜女哭长城，说长城是在鞭子下赶筑出来的。那你拿鞭子赶出来试试，长城这个被黑格尔称之为“个惊人的成就”的[115]大工程如没有人民的共识是建不起来的。当时人民的共识何在呢？在国统。因为两百多年的战国兵祸让大明白了国分裂的危害，也有了国须统的强烈共识。人们有共识才自觉地去修的长城。孟姜女是带着铺盖卷块儿修长城的，与我在农村参加修筑黄河大坝的工程样，是人民的主动的表现，因为人民知道，如果没有这道长城，国可能又要分裂。可这事后来被古代“公知”们写成“孟姜女哭长城”，这与我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后来被些人写成“伤痕文学”的路数出入辙。这是对历史的歪曲。隋炀帝修大运河也是样，没有人民的共识，仅靠鞭子是修不出来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人民是胜利之本。国民党拿鞭子赶，给大洋，就是没有人愿为它牺牲，究其因，人民不支持。毛泽东思想体现唯物主义的个特点就是人民，只要和百分之八九十的人民站在块儿，你就往而不胜，有错误修正起来也容易。 人常说“势利”和“势力”，我喜欢这两个词，这两个词意思是样的，就是有势才有利，得势才得力。你若在大势上，这个“利”会养你；若不在大势上，这个“利”多分都会伤你。所以生应当追求什么呢？追求祖国大势，不要追钱。你有势，什么都有。傍大腕远不如傍国运，与祖国共命运，与人民同沉浮，人间正道。你总盯着个别、盯着老板，看看前阵出了那么多大小“苍蝇”“老虎”，有什么用呀。在大势里头，你缺点可能都是优点。你不在大势上，优点可能就是伤你的缺点。蒋介石那些官有许多都是哈佛毕业的海归，文化都挺，后跑到台湾岛上去了。共产党这边的干部受教育程度平均低于国民党[116]，后是随共产党进了紫禁城，泥腿子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元帅。为什么？跟上了大势了。今天我们也样，势利势力，逐势才能有利和有力。正所谓“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117]。 这个世界讲究的是唯物论，这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这个定要坚持，不能搞唯心论。坚持唯物论就得坚持斗争的哲学。2014年8月20日，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告诫全党：“在前进道路上，我们将进行许多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118] 为什么要斗争呢？不斗争行不行？不行，得斗争。因为这个世界资源是对稀缺的，发展是对限的，资源和发展的矛盾用资本主义的式法解决。但不发展，又要挨；发展慢了也要挨。要发展，在资本主义历史条件下就避不了两分化，弥补两分化，就需要多的资源。资源又不是限供给，而发展又是限的，这样在目前资本主义体系下各国就不能不为资源而冲突。大看下世界地图，幅世界地图就是人类文明的活化石。边界线是直线的地就说明国间好说话。非洲有些国境线是直线，为什么，没有东西，沙漠。资源富饶的国边界都是曲折的，为什么？东西多，冲突多。迄今为止，世界上就两种地好说话，种是穷二白的地，种是物质大丰富的地。原始社会里大很团结，属种情况，自助餐厅里很优雅，属二种情况。进自助餐厅的人都很有风度，喝点酸奶，吃点水果就够了。为什么，因为东西限供给。假设下，今天只能发票餐，资源有限，那就餐的人就没有这么优雅了，就要有矛盾甚至冲突了。国关系也是同样的道理，只要资源有限，为了生存，你就要有斗争的意识。不然你就是东郭先生，后被狼吃掉。 世界上国间的斗争，都是为了资源而产生的斗争，这是唯物论解释；陷入唯心论，用普世的来解释关系，则定要吃大亏。比如有些人将关系研究成“大疆”的理论，不理解1962年对印自卫反击战，不知藏南那个地为什么不能让。那个地如果要让了，那印度为巩固战果的半径就要至雅鲁藏布江，东面划到昌都。这样的话，那今后我们内地的水资源就有问题了；昌都地区没有了，我们大西南的航空基地就危险了，人拿望远镜就能看见杨利伟，这样你怎么搞？毛泽东让印度已经让到了底线了，这是由于印度是三世界国。我们有些书生说藏南是荒漠之地，没有要与印度争。这些话犹如宋人空论，跟戈尔巴乔夫样，没有唯物主义，就没了底线。说来也真是讽刺，在先秦旧籍中，宋人常被作为"二傻"的代称，后来的宋朝及宋朝人也常常为不靠谱的时代和不靠谱的人代词。目前盛赞宋朝的，如不是西人就多是的“公知”。 不斗争就不能进步，但不善于斗争，也不能进步。习近平同志要求我们：“面对新形势新挑战，要发扬斗争精，既要敢于斗争，又要善于斗争。”[119]善于斗争的能力本质上说是掌握和运用唯物辩证法的能力。与列宁样，毛泽东也是运用辩证法的手。 毛泽东说：“应当是辩证法发展的国。”[120]中华民族是世界上少有的具有辩证思维天赋的民族。这些在文字中可以得到充分的反映。比如人过年用得多的是“福”字。这个字既有唯物论，也有辩证法，简直是战略学的词汇了。大知道这个“福”字的偏旁“礻”，是拜的意思，象形为个人托拳揖拜，凡是所有崇敬词汇偏旁多是“礻”字。“福”字为什么要拜口田呢？有口田饿不死，这是底线；口田能消化，这在告诉人不能贪。饿死是死，撑死也是死。这个字的意思是，当你有口田的话，已饿不着了，但不能没有，国主权便是全国人民的“口田”，这个要誓死捍卫；但有了口田，那就要止撑着了。前条叫唯物论，后条叫辩证法。没有唯物论要亡国，没有辩证法也要亡国。前者亡在不足，后者亡在有余。天之道，损有余补不足。若研究下人的幸福观和西人的幸福观，二者有很大的文化差异。的福有底线，有限，西的Happy（福）多是感情渲泄，Happy，就是Hi，有Hi感觉的，要不就是暴发户，要么就是幻想夜暴富的追星族。天上掉下来的财富，人要是没有辩证法，是接不住的。国也是这样。 我们知道历史上有很多帝国，在饥饿时崛起，在度扩张中灭亡，是撑死的。进食多了会消化不良，营养堆积，后致脂肪肝、脂、糖，后并发症发作而亡。过去饿时是营养不足的病，现在人是营养过剩的病，多也没福，少也没福。这个“福”字告诉你，人的获取要与其消化能力相匹配。如果不匹配，你就不是有福之人，这样的国也不是有福之国。 世间万物的大小与其获取营养的能力之间定有个的匹配关系。国利益拓展和拉皮筋样，皮筋拉到什么程度为好呢？拉伸出去的能回来为好。回不来，就是糟糕的拉法。很多人，特别是年轻人喜欢拉长皮筋，用猛力。大知道猛了就回不来了。与上山样，爬得，到下山时才觉得害怕。有经验的人对上山风险的评估主要集中在下山。般的来说，特别是过去被欺负过的国，在国崛起之初都热衷于扩张，结果是为扩张而所累。我注意到，在农村个子过的，特别是两米以上的人，多走得早。为什么，营养跟不上，身体需求与营养供给不匹配。 人常说“过错”，过了就错。西人不理解，西人是按法律条文判定对错，人则按“度”，过度不过度，按质变的节点来计。人错了，将错就错，又对了，西人就不理解。人说“坦白从宽”，坦白了怎么能从宽呢？抗拒怎么能从严呢？西人也不理解，人可以理解。画喜欢用虚，虚实相间。西不，所有的空间全给涂满油彩，太阳、天空、云，全塞满了。他不知道虚，只知道实，有就是有，就是，到手的才是真的。他们不知道老子说的“”是什么意思。在西洋画里看不到“”，全是“有”；画里虚实相间，错落有致。知道“过错”，过了就错。错不错，按过不过来。“罪过”，大过曰罪，小过曰错。档案里写“记大过”，不写“记大错”。西人不理解是错还是过。到底谁对呢？我们是对。会开车的，栽在速上；会游泳的，淹在水里；会拳的，栽在拳头上；会讲演的栽在电视上。难道不是吗？好多上电视的学术明星现在都不出来了。为什么呢？太火了，火到头就不火了。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各风骚数几年。谁见过盲人被车撞死的呢？这时，缺点变成了优点。什么叫优点，有节制的优点才叫优点，不节制的优点叫缺点。这就是为什么说要谦虚谨慎的道理。 没有哲学的人难有幸福，哲学多来自阅历而不来自学历。少有阅历的年轻人，你给他双上千块的皮鞋，他认为幸福，穿后才发现，五千块的裤子等着他，八千块的衣服等着他，千块钱的带等着他，营养不好再美容下，就十万上去了。结果为得这千多块钱的好处却花掉几十万。年龄大点的人是不会干这事的。有人问陈忠实幸福感，他说抽卷烟、喝西凤酒，拉二胡，听秦腔，就很幸福了。这是可持续的幸福感，因为它所需资源少，目标容易满足。在这点上来说，我们人是懂节制的民族。黑格尔看清这点，他说“的宗教，亦即度的宗教”，“对这些度及其演化的详细探考，则成为对整个哲学和学术的研究”[121]。 毛泽东的战略思想中重要法的是战略目标要与资源相匹配。早期中央叫他去湘南，毛泽东说不能，如果湘南，战线太长，我们会连自己老本都失了，多能到湘中[122]。有次斯诺问毛泽东，你为什么搞世界革命呀？毛泽东说喊喊，不出兵[123]。很多人说，这是不是忽悠呀。不是的，因为如果真的出了兵，整个资源若跟不上那果糟。俄国人和美国人就是这样帮助人的。人两口子吵架，个帮女，美国带着枪过去，另个帮男，也带枪，两，完了，人两口子好，把它赶出去了。毛泽东的法则充满东智慧。毛泽东支持三世界反对美帝国主义，但是帮忙不带枪，你带了枪进去，你就得占，就得控制，就得结怨。结了怨以后战争就没完了，等你资源跟不上时，皮筋就要拉断。另外，革命不能代替，只有通过本国人民的体验产生的革命，才能使那里的人民掌握革命的本。你代替人革命，结果，你走后，人还是成长不起来。这在毛泽东的法论中叫“群众路线”。今天我们在进“带路”的事业中，也要好好体会和运用“群众路线”的法。 三 共产党建立的党对军队的对的制度，不仅是对的发展，也是对亚洲和平作出的划时代贡献 地缘政，从相当的意义上说，是研究战略资源和战略目标之间的空间距离及其匹配关系的学问。你不能把你的战线拉得过长。在近现代史中懂得这个道理的政不多，俾斯麦、斯大林、罗斯福是有战略哲学的政，知道节制，他们反倒所获甚多。在这面的反面教员就是日本。明以来的日本人设目标都很大，看似很猛，结果却摔得惨。 明维新后，日本开始扩张。当时它仿的榜样是英国。日本人想英国和我样也是岛国，英国能征服世界，我还不能占亚洲？但日本人不知道英国和日本的地缘政环境不样，英国面对的世界是个破碎的世界，而日本面临的则是个以为主体的完整的大陆板块。 大知道大陆国和岛国有着这样个关系，大陆国破碎，岛国就是中心；反之，岛国就是边缘。这是物理力学“两个矢量夹角越大，力越小”的道理在地缘政上的运用。亚洲与欧洲不同，亚洲大陆是个国主体，力量整体地向外辐射，日本没有矛盾可利用。欧洲大陆是从中心开始对等破碎，由外向内力量内耗同比增大，这使英国实施其均势战略准备了条件并使英国可以从容向世界扩张。日本不行。但是日本早期也有点莽劲，1895年开始就真把这个大板块给撞开并接近撞碎，到20世纪40年代，日本把分成了五六块。大注意到日本人与蒙古人和满清人不样，蒙古人和满清人到为发展和统做了贡献，结果他们为汉民族接纳并成为中华民族大族中的成员。日本人相反，他们进入后把分裂了，这是恶毒的点。日本分裂是为了使日本成为亚洲的中心，将大陆变成了日本的殖民地。这样日本就成了侵略者和中华民族的敌人。与中华民族为敌，这是日本这个岛国力所不及的事。 这样怀有大东亚目标的日本便与产生了结构的矛盾：的发展并没有伤害日本，而日本目标实现的前提是的分裂，因此日本是非正义的。20世纪40年代，日本在东北、华北都分出了几个傀儡“国”，西南、新疆、蒙古等又为不同政势力控制，如果这样的形势稳定下来，那中华民族就有了灭顶之灾。但这时日本也开始国力不支，为了控制，它不得不将战线拉得长：从日本拉到东南亚，再拉到缅甸，以至老虎吃天，处下爪，终在挨了原子弹之后才作罢，向亚太人民投降。 人知道“有福之人善退财”[124]。你看人结婚发喜糖。农村找个媳妇不容易，又漂亮，你说人妒忌不妒忌，妒忌怎么办？发喜糖，嘴里甜，心里就平衡了。政也是这样，你不能全赢，全赢你就要输的。日本人枉称崇佛，可根本不知这些取舍之道。根筋，气到印尼，到缅甸，谁惹它，就谁，与前几年的小布什样。后死也不服输，让美国给塞了个原子弹，玩完了。世界上谁挨过原子弹，就日本。为什么？没文化。根筋，不挨原子弹就不能“脑筋急转弯”。英雄的度即民族的度。日本靖国社放的多是这样没文化、没度、根筋的人，比如东条英机，如果个民族还崇拜这些没有文化的人，这个民族就没文化、没档次了。这是日本20世纪上半叶国走向毁灭的个重要原因。 今天有些日本人还陶醉于1895年对华甲午战争的胜利，这实在是不懂历史辩证法的知。事实上，半个世纪后即1945年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的惨败，恰恰起因于甲午战争中日本对的胜利。甲午战争后日本攫夺了台湾，从此日本就登上了通往死亡的“特快列车”。 为什么这样说呢？大看，占台湾不难，难在“消化”,即摆平西面的和东面的美国。为此，日本占台湾，其结果就是将台湾至为亚洲外交的中心。以台湾为圆心，其控制半径向南就得占菲律宾，继而控制东南亚；向东就得占关岛。如果要巩固关岛，其控制半径就得延伸到夏威夷。这样，和美国就成了日本的对手，而与和美国作对，日本败疑。为什么？“身材”不行，资源不够。但是当时的日本政不考虑这些事。结果越对手越多，以至将苏联到中美阵营。在这个时候，日本全国进入癫状态，为了“大东亚圣战”，倾其底，全国“玉碎”。 前面说过，战略学本质上是用于国“养生”的学问题，在这样的视角下，战略目标不变，但敌人会越越少，甚至可以做到不战而屈人之兵。想日本人也是知道这个道理，但在大赚大赢时就昏了头，结果将战略弄成让国拼命的学问。在大赚大赢时舍不得放手，结果战争越越大，战线越越长，直到倾荡产。下表反映的是1931—1944年日本军费与国民生产总值比值的变化，由图可知太平洋战争中日本是在战役层面战果甚多时“噎死”的。
我们看，1931年，日本入侵东北，此时军费占其国民生产总值3.76，1937年与开战，军费占其国民生产总值14，1941年的时候开始对美作战开始，军费占28，这已经到了危险边缘线了，1942年与美国开战军费下到了34.6。1943年猛进到46.7。1944年，要命的是到了98.5。年之内，从46.7到98.5，这时日本国力皮筋已拉到尽头。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只能说日本人了，要玉碎，锅铁也要到底。到了这个时候，正常人都知道日本败疑，可日本还在“然胜利”的幻觉之中。日本的失败是战略文化的失败。 基辛格说：“可惜自俾斯麦去职后德国欠缺的就是节制。”[125]这话用于总结甲午战争后的日本及其失败也是适的。日本人的战略南向限到不了台湾，要是越过这个限，日本就登上了“通往死亡的特快列车”。由此而言，对台湾的认知则是测量日本人节制能力下的节点。 国对外政策的节制力主要体现为国对军队的约束力。在这面，毛泽东同志为我们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我们知道，1927年革命进入低潮，共产党的红军被得七八落。但失败时好改革，1929年12月28日至29日，红四军在福建省龙岩市上杭县古田召开的九次党的代表大会。会议通过了毛泽东主持起草的《共产党红军四军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在这次会上，确立了党对军队的对的原则。这使我党的武装力量次注入了政灵魂；也就是说，共产党手中的“刀把子”开始有了明确的政指向，有了“支部建立在连队上”的制度保证。这样，共产党突出政的军事思想便与当时充斥乃至东亚的主要源于近代日本和德国的服务于垄断资本的资产阶军事思想分道扬镳。这不仅使共产党下的武装力量及其运用避了日本式的自道路，而且还被改造成为党下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保驾护航的重要力量。 如果比较日本自明以来的惨败，就会知道在二次世界大战初期，共产党建立的党对军队的对权的制度，不仅对后来的发展有很大的贡献，也是对亚洲和平作出的划时代贡献。如果当时红军仿日本军阀，放弃党对军队的，即使战斗力很强，那也避不了失败的命运，国甚至也会有四分五裂的危险。 四 国的统和主权的完整是世界体系现代的基础 我们谈世界现代体系就不能回避国统问题。 个忠心为“忠”，两个忠心为“患”。国的统和主权的完整是世界现代的基础。切压迫民族都在强调世界现代时试图淡化国的民族和统，比如他们将国统污称为“落后的大统意识”，将实现国统的民族英雄污蔑为“大裁者”“暴君”等。他们知道，掉个国的统是掉这个民族立的前提，而消灭被压迫民族的立又是殖民地统实现的前提。西人的东学研究，尤其是英国人的东学研究多带有明确的战略目的。比如他们的些语言学，到别的国研究出越来越多的语言。本来就个民族，后被研究出了他们分别属于许多不同的民族。时间长了，人民内部矛盾就转向民族仇恨，时间长了，这个地区就分裂出了许多国。 目前我们国内学界就有人根据“战国”词望文生义地提出“先秦时代的关系”或“先秦国间政”的概念，认为：“春秋时代的那些‘国’，既不是城邦，不是简单的部落，而是具备所有‘国’特征的实体。那里有国认同、有疆界、有包括军队和税收体系在内的，相当完备的政府。国内还有对研究‘先秦关系’的禁忌，视之为‘国内关系’。然而，先秦时代各国的关系显然是‘主权国’之间的关系，是外交关系。”[126] 事实上，战国时代的那些相互战争的诸侯或“邦”与周朝还至少是名义臣属关系而非“”关系，“七国”之上在法理上还有个“周”国形式存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孟子才说：“春秋义战。”孟子解释说：“征者，上伐下也。敌国不相征也。”[127]秦国的建立，从法权关系上说，只是周朝宗法主权的继承和继续，而不是对七国“主权国”的强行兼并。不承认这点，由所谓“先秦时代的关系”的立论在法权逻辑上就会出在秦之前本不是个国，而是由秦始皇强行将其他“主权国”兼并后统起来的国的错误结论。由此，先秦的历史──当然还有其他许多经历过“战国时代”的国的历史──存在的统的宗法主权的基础也就荡然存，历史就由此被削去了半：历史只能从公元前221年的秦朝而不是从公元前21世纪的夏朝开始。如果我们照着这个思路来研究我们上下五千年，我们的历史就被歪曲了，我们的人民和国就不能前进了。 切被压迫民族都将国统作为世界现代的前提。美国开国袖华盛顿在卸任的告别讲演中坦陈，他对美国未来大的忧虑就是美国不幸陷入欧洲式的分裂及由此产生的长期内争。他以欧洲作比较分析说： 我国各部分都从联致中感觉到直接的和特殊的好处，而把所有各部分联在起，人们会从手段和力量之大规模结中，找到大力量和多资源，在抵御外患面将相应地为安全，而外国对它们和平的破坏也会减少。具有可估量的价值的是，联致然会止它们自身之间发生战争。这种战争不断地折磨着相互邻接的国，因为没有同的政府把它们联成气。这种战事，仅由于它们彼此之间的互相竞争，即可发生，如果与外国有同盟、依附和阴谋串通的关系，则会进步激发和加剧这种对抗。[128] 华盛顿对美国未来的期盼就是“政府的统，使大结成个民族”[129]。他告诫美国人民： 重要的乃是大应当正确估计这个民族团结对于集体和个人幸福所具有的重大价值；大应当对它抱着诚挚的、经常的和坚定不移的忠心；你们在思想和言语中要习惯于把它当作大政安全和繁荣的保障；要小心翼翼地守护它。如果有人提到这种信念在某种情况下可以抛弃，即使那只是猜想，也不应当表示支持，如果有人企图使我国的部分脱离其余部分，或想削弱现在联系各部分的圣纽带，在其初出现时，就应当严加指责。[130] 正是基于这样的经验，毛泽东建国之初就告诉我们：“国的统，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131] 中华民族是天生的统派。为什么？因为中华民族比欧洲较早地有了战乱的痛苦教训。事实上，在漫长的古代历史中，欧洲统的历史只比早不比晚。大知道古罗马，从罗马共和国（公元前509—公元前27年）诞生到罗马帝国（公元前27年—公元476年）灭亡，前后近千年，相当于春秋时期到南北朝时期（公元前770年—公元589年）。这时期，欧洲是个国，个法统。我们的法统倒是大体维持，可国号却数不过来。经过战国时期的大战乱，北宋人司马光对此痛心疾，说这时期是“社稷不泯，生民之类糜灭几尽”[132]；司马光甚至说造成这恶果的原因是“非三晋之礼坏，乃天子自坏也”[133]。 前面讲过，经验都是从里头学出来的，人比欧洲人较早地经历这段为时两百多年的裂国之痛，这段经历对未来的成长是有益的：两百年的战国之乱换来后来二千多年的统。战乱时欧洲则享受着为时近千年的统与和平。要和平，就得集权与律，个就得受到制约。这引起欧洲人的反感。结果是在人向往并实现国统的时候，欧洲人却在向往并促成了欧洲的裂变。这个裂变可是以千年计的，也就是说，欧洲罗马时期的千年和平又催生出后来欧洲的千年分裂和战乱。现在欧洲人又认识到统的重要，与此同时我们些信奉西“普世价值”的人却在羡慕着欧洲破碎的产品──个人自由并据此指责的“大统”。 这里顺便说下，造成国和地区分裂许多原因，但经济过度金融化是其重要原因之。罗马时期，金融活动和宗教活动都被管制得很严。我年轻时读这段内容时不理解，认为罗马制。但随着年纪增大，阅历多了才认识到那是为了国的统。战国时期，为什么那么破碎，金融过度扩张，走在实体经济前面了，加上周朝后期的过度分封致地力量增强，这为金融势力的活动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当时吕不韦（公元前292年—公元前235年）是大金融商，其作用与今天华尔街大佬样，用手中掌握着的巨大的金融力量操纵各国君并从各国的冲突中得到巨额回报。对此，《管子》描述： 故万乘之国有万金之贾，千乘之国有千金之贾，然者何也？国多失利，则臣不尽其忠，士不尽其死矣。岁有凶穰，故谷有贵贱；令有缓急，故物有轻重。然而人君不能，故使蓄贾游市，乘民之不给，百倍其本。分地若，强者能守；分财若，智者能收。智者有什倍人之功，愚者有不赓本之事。然而人君不能调，故民有相百倍之生也。夫民富则不可以禄使也，贫则不可以罚威也。法令之不行，万民之不，贫富之不齐也。[134] 吕不韦等金融大佬的地位是与战国分裂程度呈反比相存在；也就是说，君权众分才使金权有了万乘之尊。管子在与齐桓公对话时说得明白： 管子曰：“万乘之国有万金之贾。千乘之国有千金之贾。百乘之国有百金之贾。非君之所赖也，君之所与。故为人君而不审其号令，则而二君二也。”桓公问：“何谓国而二君二？管子对曰：“今君籍取以正，万物之贾轻去之分，皆入于商贾，此而二君二也。故贾人乘其弊，以守民之时。贫者失其财，是重贫也。农夫失其五谷，是重竭也。故为人君而不能谨守其山林苴泽草莱，不可以立为天下。”[135] 这段引文的核心意思是君千万不能依赖那些与君争利的“万金之贾”，而要直接控制国金融，控制金融就要控制实体经济，没有实体经济的人，“不可以立为天下”。 在对待金融资本的态度上，今天的特朗普与昨天的秦始皇面临的任务是致的，不同的只是枪、钱、权的特朗普远没有秦嬴政的力量和手段。拥有强大武装力量的秦嬴政要消除这种“而二君”的政困局，为“立为天下”创造条件，不惜向相国吕不韦痛下手，随后果断统国货币并配之于“书同文、车同轨”和统度量衡的政策，终将金融资本牢牢掌握在国手里并由此杜吕不韦金融势力复辟的任何可能。夫之《读通鉴论》开篇盛赞秦始皇：“郡县之制，垂二千年而弗能改矣，古今上下皆安之，势之所趋，岂非理而能然哉。”[136] 由于较早地经历了商业资本坐大造成的灾难，古代由秦始皇创始形成了套行之有的节制商业资本的政策。“重农抑商”就是对这些贯彻于封建社会始终的经济政策特点的度概括，这些政策保证了秦以后的避了欧洲式的破碎。 所以，秦始皇和吕不韦的斗争，本质上并不是宫廷内部的权力之争，而是国分裂还是统的斗争，事实上，这场斗争在今日美国演烈，而在当代也远未结束。美国的“占华尔街运动”和特朗普竞选时对华尔街金融大佬的谴责，都是这场斗争在美国的继续。 秦始皇靠什么呢？靠枪杆子。当时整个战国就是被金融资本经济搞乱了，秦始皇并没有采用类似今天市场学派的所谓“用经济手段解决经济问题”的歪理邪说，而是用政，端说是用即政的手段解决经济问题。大看傅筑夫写的三卷本《封建社会经济史》[137]说的就是这事。二百多年分裂，得很厉害，这让人认识到并果断制止了金融资本泛滥的危害。在这面，秦始皇当功。 树都是纳凉人。古罗马给欧洲带来的长期和平，使欧洲人失去了国分裂的痛苦经验，继而不顾切地要个自由，结果换来的是持续千多年并且至今也看不到统希望的破碎欧洲。欧洲成为两次世界大战的发源地，其原因就是它的破碎。由于人先于欧洲有了两百多年战国的混乱的教训，秦始皇统才有了人民支持。有人说秦始皇残酷，其实六国君主中，没有个不残酷的。残酷都有，但秦始皇的残酷反映了人民的利益，代表了历史进步大趋势。司马迁对秦始皇的“”持赞扬态度，认为“秦取天下多暴，然世异变，成功大。”[138] 秦始皇为奠定了统的基础。隋炀帝（569年—618年）修了大运河这又将南北联为体。从此江南的资源可以北调。如果没有大运河，北京国都根本立不住。因为资源上不去。所以，隋炀帝的贡献是很大的。同样也是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分裂及人民经历的痛苦，使隋炀帝修大运河的工程得到人民支持并在短期完成，这与前面说的秦始皇修长城的工程得到人民支持样。没有人民支持，仅靠强制是不可能完成这样大的工程。用“势之所趋”评价隋炀帝及其大运河工程也是适的。可许多书说隋炀帝修大运河是为了“便于江南财富北运，并便于他到江南巡游”[139]，这是将现象当本质的浅薄之论。 有人说，亚洲也有版图破碎问题。但亚洲的破碎与欧洲的破碎有本质的不同。大注意到，对国危害大的是从中间分裂，尤其对称分裂。大陆地区若出现难以复的破碎，就是从中间地段出现对称型裂变。大知道《资通鉴》开篇从公元前403年的晋分三开始，为什么？这是因为在危害国的诸要素中，司马光看重的就是国分裂，尤其是从中间地段出现的对称分裂。他告诉人们二百多年的战国就是从山西、河北、河南这“心脏”地带分裂开始。与身体样，人不怕断指断腿，就怕拦腰断裂。欧洲对称分裂就是从中间地带开始的。司马光对此毫不留情地评论说：晋分三后，“天下以智力相雄长，遂使圣贤之后为诸侯者，社稷不泯，生民之类糜灭几尽”[140]。 千多年后，欧洲经历了同样的遭遇，但结果却不如幸运。公元800年前后，大概也就是唐朝后期，法兰克国在欧洲建立了地域几乎覆盖整个欧洲的查理帝国，它使欧洲经过大混乱后再次获得统，它对于欧洲的意义与秦帝国之于样是巨大的。可惜的是，与盛唐大统时代并行的欧洲查理帝国甚至没有达到秦汉统的水平。汉初祖刘邦时的韩信、景帝刘启时的吴刘濞，他们分裂国的图谋都没有得逞，而同样的企图在欧洲查理帝国内却顺理成章地得以实现。 公元843年法兰克国查理大帝的三个孙子在凡尔登签订了划分土的条约。规定长孙罗退尔承袭皇帝称号，并有自莱茵河下游迤南，经罗讷河流域，至意大利中部地区；查理分得埃斯考河、马斯河以西地区，称西法兰克国；路易分得莱茵河以东地区，称东法兰克国。[141]真是崽爷田不心疼，对此，黑格尔有着与司马光同样的痛心疾的心情写道：“法兰克帝国便是这样碎成片段了。”[142] 公元843年的《凡尔登条约》的签订对欧洲未来的影响是灾难的：纸《凡尔登条约》将欧洲分为三的后果与春秋末期“三晋分”后的形势为相似。司马光评论说：“故三晋之列于诸侯，非三晋之礼坏，乃天子自坏也。”[143]若将这句话移至公元843年的欧洲，我们也可看到“非三晋之礼坏”，乃查理“自坏”，即查理大帝对罗马教廷缺乏足够的警觉，其原则地扶持罗马教廷政策是致欧洲后来分裂并日益碎片化的原因。关于此，大可看下我写的《基督教佛教兴起对欧亚地区竞争力的影响》[144]这本书。 周威烈二十三年（前403年），周威烈封三为诸侯。前376年，韩、赵、魏飞晋静公,将晋公室剩余土地全部瓜分。因此韩、赵、魏三国又被称为“三晋”。“三分晋”后，持续254年的战国时代，司马光评论说：“故三晋之列于诸侯，非三晋之礼坏，乃天子之自坏也。” 公元843年，法兰克国查理大帝的三个孙子在凡尔登签订了划分土的条约，将欧洲分为三。黑格尔痛心疾地说：843年，依照《凡尔登条约》，查理曼的后裔将帝国划分了次；不久，全境便又分裂为许许多多的小邦，各邦都形成了种立的地位。法兰克帝国便是这样碎成片段了。[德]黑格尔著，造时译：《历史哲学》，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364页。 两个矢量的夹角越大，力越小。要是以长江或黄河为界，形成对称分裂，那的力量就不能形成力，就要形成欧洲式内耗，这样就麻烦了。1948年底，李宗仁提出要与共产党以长江划界，多亏我们的毛泽东同志，不然那时也就分裂了，因为杜鲁门和斯大林都在分别对国民党、共产党施加压力，力促两分形势。对于当时所谓“划江而”舆论，毛泽东是明察秋毫。据时任民主促进会主席的雷洁琼先生回忆，1948年12月，她在西柏坡曾当面问毛泽东：“美国和苏联都赞同‘划江而’﹐在和国内有不少拥护者﹐您怎么看这个问题﹖怎样看‘划江而’的社会基础﹖”据雷老回忆： 毛主席笑了，笑声很爽朗，很感染人。毛主席说，美国和苏联立场虽然不同，但在这个问题上都是站在他们各自的利益上给我们增加压力，用军事实力、政实力形成了种国内舆论，种暂时表面化的社会基础。这就是从表面上看、暂时看问题，不顾切代价追求“和平”，而不管这种和平能不能。决定国大事，应该从国和人民的长远利益、根本利益考虑问题。为了个统的新，我们共产党须透过现象看本质，放弃暂时抓长远，将革命进行到底。如果不是这样，搞什么划江而，将后患穷。在历史上每次分裂，再次统都要很长时间，人民会付出好多倍的代价！事关举国长远大计，我们共产党定要站在人民的立场，看得远点，不受其他国的影响。[145] 蒋介石之后被美国举出来的主张划江而的所谓“稳健派”李宗仁本人后来在其回忆录中也为自己的行为作了的悔罪。他说： 但在今天回顾那时的情况，我不禁不寒而栗了。我今天感到庆幸的是：当年与我交道的美国面的袖人物都是些没有经验的人。这些人在现状不变的局势下指世界事务是能干的，但处理起严重的危机时，则肯定是能为力。如果他们要像约瑟夫·斯大林那样冷酷和精明，像他样善于抓住时机，肯定是会完了。如果美国人全力支持我，使我得以沿长江和毛泽东划分，就会陷入像今天的朝鲜、德国、老挝和越南同样悲惨的局面了。南部政府靠美国生存，而北部政府也只能仰苏联鼻息，除各树帜，互相残外，二者都法求得真正之立。又因是六亿人的大国，这样来，她就会陷于比前面提到过的三个小国为重的痛苦之中，而民族所受的创伤则恐怕几代人也法好了。如果这种事情真的发生了，在我们敬祖国的未来历史上，我会成为什么样的罪人呢？[146] 现在回来看，在周边国，比如印度、朝鲜、越南都被大面积肢解的背景下，却能在美苏两大国直接插手阻止的艰难条件下实现国统，并走上条立自主的社会主义道路。为此，我们不能不感谢在这场统战争中起到关键作用的毛泽东同志，我们应对毛泽东那代共产党人表示永远的敬意。 如果没有毛泽东，别的不说，至少今天台湾海峡东西两岸的分问题就分扩大到长江南北两岸。如果沿长江南北分裂的话，那上海、西藏、新疆、东北等可能就难保了。届时在哪呢？也可能在所谓“中原”即河南带。若果真如此，那现在定是战火连天，谁都能欺负我们。 如果没有毛泽东，再次出现分裂的局面是可能的。奥地利曾是雄居欧洲的大国，现在大得用放大镜才能在欧洲的地图上找到奥地利。欧洲是从中间部分分裂，分为法、德、意三大块，形成对称分裂，这样就难复了。这就是欧洲政的问题所在。欧洲到现在痛苦的是谁呢？默克尔。与经历二百多年战国时代的人渴望统样，两次世界大战后，欧洲人渴望统的愿望太强烈了。张伯伦、丘吉尔、撒切尔、默克尔，是进欧洲统路线的关键人物。我们许多书里说张伯伦是个绥靖主义，把他写得和戈尔巴乔夫样能，其实这个人是很有战略头脑的，他告诉希特勒，说咱们俩要起来，美国和苏联要介入，届时不仅欧洲要完，而且世界就不是欧洲而是苏联和美国的了。丘吉尔和希特勒这两个人当时比较年轻，听不进去，了起来。结果欧洲在二战后失去了世界霸权，世界成了美国和苏联的天下。“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二战结束后丘吉尔才明白欧洲被美国出了。看看欧洲的历史，我们人定要倍加珍惜来之不易的国统。 丘吉尔成为代伟人是在什么时候？是在欧洲失败以后，1946年，丘吉尔提出“欧洲众国”的思想，这个思想初是雨果提出来。雨果通过部《悲惨世界》道出了欧洲苦难的原因，二次世界大战后，美苏取代了欧洲的世界霸权，丘吉尔这时才理解了雨果的思想和张伯伦的苦衷。他决定从哪跌倒从那爬起，重新恢复大英帝国。他用什么法来实现自己的战略呢？忽悠美国。这个法英国从二战后直用到美国倒在伊拉克的今天，此间他们全力进欧洲统，英国也曾加入欧盟。但今天的英国人似乎又忘了老代政的经验，旧病，追求岛之私，2016年宣布脱欧，欧洲又面临破碎的可能，你说默克尔能不难受？要是丘吉尔和撒切尔在，也会抱头痛哭。这不是个人的悲剧而是包括英国在内的全欧洲人民的悲剧。 五 理世界的两套逻辑：毛泽东思想与当代世界体系理 后，让我们将话题再回到我们讲课的主题，即毛泽东思想与当代世界体系理。 1960年5月8日,毛泽东提醒拉丁美洲的朋友说:“西国和美国的逻辑同我们的是两套。朋友们，哪个对，将来看吧！总有天，美国人民不喜欢帝国主义制度。”[147]的逻辑就是社会主义的逻辑，西的逻辑是资本主义的逻辑。认识这点，应当从英国工业革命说起。 我们知道，自从英国工业革命之后，世界已被纳入资本主义体系，在这个体系中有英国的理案和实践，有苏联、美国的理案和实践，每种案都有其成功的地，对世界文明也有不小贡献，但现在看到，存在的负面问题也不少。英国模式带来的比如殖民地问题，由苏联人、美国人解决了；但苏联和美国的案也带来比如东西争霸和南北两分化的新问题。这些问题又致苏联解体和美国的衰落。苏联解体后，美国曾有短期步世界的时期，其间曾提出以新自由主义为主旨的美国理案，结果弄得天怒人怨，南北差距持续扩大，贫困化现象已从南世界向美国本土和欧洲延伸。美国自伊拉克战争失败后便迅速衰落。与此同时，强劲的和平发展给世界带来希望。世界关注的目光从美国开始移向，需要展示理世界的案。在这面，共产党人为世界人民已做出了富有意义的探索和贡献。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带路”则是当代参与世界理案的生动展现。 说到“带路”，就不能不说“坦赞铁路”。大知道，1965年坦桑尼亚和赞比亚两国想作，当时坦桑尼亚的总统请俄国帮忙，修条铁路。俄国人不帮；跟美国人说，美国人不帮。后找到，毛泽东满口答应，且偿援助，实实地帮。 在非洲，当时的投入的资金远不能与美国、苏联比，但成要远比美苏远。为什么呢？的帮助是东式的劝和不劝分；美国与苏联则是西式的劝分不劝和。为了三世界人民的团结，援非工程人员和他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帮人把路修了，与俄国人在东北修铁路的那种居临下的作派不同，人与非洲人后交了朋友，条铁路通了非洲和人民的心。 后来坦赞两国关系生变，这条铁路没怎么用。有人由此说毛泽东“不懂经济”，但后来的事实让我们看到了，条铁路让非洲人民把人记了半个世纪，他们许多国把毛泽东的像与本国开国总统的像并列悬挂着。你说除了三世界，世界上哪有这样国？这用现在的学术语言叫“软实力”。若将培养这种软实力的经济投资与收益与苏联和美国比，才是真正的“多快好省”。个工程下去，看似不赚利，但友谊的回报却是巨大和长远的。 千里难寻是朋友，朋友多了路好走。人的私帮助很快得到三世界的私回报。1971年10月25日二十六届联国大会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和17票弃权的压倒多数，通过了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23国关于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国的切法权利和立即把台湾国民党集团的代表从联国及其所属切机构中驱逐出去的提案。毛泽东得知这个消息后说：“主要是三世界兄弟把我们抬进去的。”[148]当时我们塞红包了吗？没有。按市场经济这事得塞红包。你私的帮他，他私的帮你，这是社会主义的原则。你说毛泽东那代没有“经济头脑”？毛泽东是从政账中经济账的，政才是经济中的大账。1965年毛泽东给外事部门指示说，“不能靠多送礼的办法拉友谊，友谊要靠政。”[149] 事实上，我们今天还在享受着毛泽东时代的外交红利。不知大注意到了没，在这次所谓“南海仲裁”事件中支持我们的多是三世界国，尤其是非洲兄弟。2015年9月26日在联国可持续发展峰会上，美国将梵蒂冈教皇的发言与习近平主席安排在同天，电视上可以看出留下聆听习主席讲演多的还是三世界国人。 为什么是这样呢？我们怎么会有这样带有社会主义质的智慧呢？因为中华民族在近代是也受压迫民族。人受了欺负就会增长出反抗的经验和智慧。 研究坦赞铁路，就不能不研究对人民有切肤之痛的中东铁路。1895年，我们在甲午海战中被日本败，二年李鸿章去俄国寻求抗日作。俄罗斯说作可以，但是得修进入的铁路，得运兵，不运兵怎么作。这样俄国人便在修建“中东铁路”[150]。铁路管理按市场股份制原则，俄国占51的股份，控制了铁路的经营权。结果俄国工程人员进来了，属进来了，在铁路两旁形成了俄罗斯人为主体的小社会。当时来华修路的俄国人居临下，瞧不起人，俄国人是霸主的样子。这样就激化了与地人民的矛盾并由此引发了日益严重的安问题。这样警察就得来，警察来了军队就来了，军队来了就难走了，就要占东三省。本来是好意帮助，但按西洋人崇拜的市场的法，结果反而结了怨。铁路修着修着就要占，这占，帮人就帮出了仇人。这就是造成近代东三省危机的重要原因之。 毛泽东青年时目睹因中东铁路引发的东三省土危机，后来这条铁路的经营权还是在毛泽东手里收回来的。怎么收回来的，朝鲜战争把美国人败了。斯大林看，把美国败了，我还占着铁路干什么，就这样还给了咱们。斯大林还这条铁路时定很痛苦，因为这条铁路连着他从罗斯福那里得到并以出兵东北击日本为代价换来的旅顺驻军权，没了铁路，旅顺、大连也势要并为收回。当时苏共要开十九大，斯大林还要留点面子，毛泽东考虑到这点，只收回中东铁路，旅顺、大连留后再收。被里子收了，被面子留着，斯大林很感动，毕竟让他在苏共十九大上有些面子。 中东铁路收回后，毛泽东也定要思考今后的外援道路，总不能帮人帮出仇人。结果毛泽东创造种新的全心全意为被压迫民族服务的“坦赞铁路”模式。这种模式就是社会主义原则在关系中的体现。果怎么呢？从修建坦赞铁路到现在半个多世纪了，2014年，非洲人还有许多国元去韶山向毛主席表达敬意。理解这点，就理解文化，特别是社会主义文化对当代世界的巨大意义。与西文化比较，文化接近社会主义文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现在可以看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世界。 西人没有搞过社会主义，没有尝试过社会主义优越，他们按市场经济原则培养出的思维很难理解习主席提出的“带路”。 你看英国人和法国人是怎么理解带路的。大看，这是2014年5月1日英国《经济学》杂志封面，说人来了，英国人把今天的人搞的“带路”理解为当年闯入欧洲的匈奴人。不同的只是昨天是东人拿着长枪马刀，今天东人拿着皮包过去了。2015年1月5日法国《寒流》杂志的封面反映了法国人对带路的理解。法国人认为，东人来了，该轮到法国人拉洋包车、当“骆驼祥子”了。图中车上坐的是越南人，因为越南曾是法国人的殖民地。狗都只咬洋人，法人与狗，不得入内，历史倒过来了，要饭的也写汉语。他们为什么这样理解我们呢？因为他们就这点经历，没搞过社会主义，就不知道社会主义是什么样。只知市场经济中的你死就是我活。所以庄子说，夏虫不可语于冰[151]，夏天的虫过不了冬天，你告诉它冰多寒，天有多冷，它听不进去。西人没有受过那种殖民压迫，只压迫过别人，压迫别人是长不出智慧。怎么会有“坦赞铁路”的援非智慧呢，因为我们在与俄国人作修建“中东铁路”时受过欺负，吃过亏。在这个过程中，人明白了帮人和好，人会记你辈子，帮人破裂，人会恨你辈子。 2013年3月25日，习近平主席来到非洲坦桑尼亚并前往达累斯萨拉姆远郊的公墓，凭吊坦赞铁路修建期间因公殉职的中人员。习主席回来后于9月和10月分别提出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即“带路”的战略构想[152]。如将这两件事联系起来，你就能明白习主席“带路”的远意义，它实际上要带给世界理个案，本质是社会主义的案。这就是坚持反帝、反霸的斗争，对三世界国劝和不劝分，不剥削人，不压迫人，社会共同分享人类发展的红利，以减小南北世界的贫富差距。 这个案很有现实针对。今天南北世界，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北世界是“朱门酒肉臭”，南世界是“路有冻死骨”，为什么“9.11”时有人驾着飞机用生命去撞世贸大厦？为什么美国人要占华尔街而不占白宫呢？因为西资本主义把这个世界发展搞得不可持续，人民越活越难了。现在世界殖民现象向发达国内部渗透。南世界已是皮包骨头，油水可榨，资本为了1的富人的利益，开始剥削北发达国了。这实在搞不下去了。今天特朗普上台说明美国金融资本统世界的模式搞不下去了。为什么特朗普会上台？因为他提出了和华尔街金融资本相对立的政策。不管他将来怎么样，他的些提法是顺应了历史大势的，因而得到美国选民的支持。 世界大势浩浩荡荡，其特点是什么呢？就是实体经济+社会主义，实体经济既是工业资本主义经济基础，也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它们共同的敌人是金融垄断资本主义。工业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有矛盾，但在目前还是有共的，因而在对待金融资本主义态度上，在定时期它们还是同路人。但是，社会主义的案只有社会主义国才能提供和实施。当前的世界所表现出种种危机表明，它终需要个社会主义的改造案，而当代的实践将为这个伟大事业作出较大的贡献。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带路”就包含当代为世界理提供的含有社会主义因素新案。这让我想起毛泽东《念奴娇·昆仑》那词： 横空出世，莽昆仑，阅尽人间春。飞起玉龙三百万，搅得周天寒彻。夏日消溶，江河横溢，人或为鱼鳖。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 而今我谓昆仑：不要这，不要这多雪。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截遗欧，截赠美，截还东国。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 这诗词是毛泽东在1935年10月写的。这词的上阕说的是崛起。“横空出世，莽昆仑，阅尽人间春”，说明历史长。“飞起玉龙三百万，搅得周天寒彻。夏日消溶，江河横溢，人或为鱼鳖。”“搅得周天寒彻”，这在说崛起将对旧世界的冲击。毛泽东喜欢大闹天宫的孙大圣，说怒触不周山的共工是英雄。共工怒触昆仑山造成“地不满东南，天倾西北”的世界大变局。1962年1月30日，毛泽东告诫全党同志： 从现在起，五十年内外到百年内外，是世界上社会制度变化的伟大时代，是个翻天覆地的时代，是过去任何个历史时代都不能比拟的。处在这样个时代，我们须准备进行同过去时代的斗争形式有着许多不同特点的伟大的斗争。[153] 在毛泽东看来，未来的世界也将有大的变化。毛泽东坚信，变化的结局然是东风压倒西风，社会主义定战胜资本主义。 词的后半阕谈崛起后的将走什么发展道路。毛泽东是个不畏强权但又知道节制，从不出远手的人。他从不把国力伸展的“皮筋”拉得很长，不会把目标设得过大。因此毛泽东说：“而今我谓昆仑，不要这，不要这多雪”，也就是说要守口田，不要搞霸权。“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截遗欧，截赠美，截还东国。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意思是什么呢？欧洲是欧洲人民的，美洲是美洲人民的，可守成的范围就在亚洲。这其中的哲学思想是节制，共富，均衡，而不是像英国、美国那样吞占。 1958年12月21日，毛泽东对《念奴娇·昆仑》曾做批注：“昆仑，主题思想是反对帝国主义，不是别的。改句，截留，改为截还东国。忘记了日本人是不对的。这样，英、美、日都涉及了。别的解释，不实际。”[154]这说明，毛泽东在长征路上已考虑到未来新不能像日本那样再走帝国主义老路，要走条“挖洞、广积粮”，不搞世界扩张的国发展道路。只要我们坚持有限哲学，不搞帝国主义式的扩张，我们就有时间“阅尽人间春”，终看到世界政向有利于的向即“截遗欧，截赠美，截还东国”的多化世界转变。终人民将给世界理提供的案就是“环球同此凉热”，用习近平主席的话说，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 但须说明的是，这样的结论是有前提的，那就是不能分裂。现在这样说似乎是天夜谭，但看看苏联解体以及埃及、利比亚动乱后的政形势，我们至少可以说，这样的可能是些国乐观其成因而也是存在的。而杜这种可能的对条件就是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政制度，坚持共产党对人民军队的对。如果失去了这些大的政前提，我们前面讲的关于前景的许多论都要改变甚至逆转。 1957年11月17日，毛泽东在莫斯科大学接见在校的留学生时说：“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155]毛泽东这次讲话的那年我刚出生，距今已有个甲子，这句鼓舞青年人的话激励着我整个人生征程，今天我再将毛泽东主席的寄语送给大，为了我们的祖国，愿与大共同奋斗。 （作者：张文木 来源：观察者网）·注释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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